马勇| 首任驻美大臣陈兰彬的世界认知

发表于 讨论求助 2020-08-10 15:0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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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是环太平洋两个大国,两国在过往一百多年漫长交流中,有过猜疑、敌视,乃至敌对。这当然不符合两国利益,也不是两国交往主轴。中美两国“心理纠结”,尤其是中国对美国的“心理别扭”应通过历史反省予以矫正或消解,重建各自“异国形象”,为两国正常交往贡献心智,提供殷鉴。


引论

就“历史主轴”来说,中美两国一百多年的关系主流是友好、亲善,至少在近代早期,美国在几次重大历史关头确乎从国际公道、人类正义的立场上帮助中国,而没有像中国的两个大小“近邻”那样总是乘火打劫,谋取好处。美国人提出的“门户开放”政策避免了中国主权丧失和领土瓜分,庚子赔款的退还使中国现代教育获得了一个难得的发展契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对中国的帮助,虽然没有使中国从日本手里夺回山东半岛,但应该承认美国政府和人民对中国抱有足够同情心,并没有在这个问题上寻求自己的利益。抗日战争爆发后及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过程中和稍后,美国一直对中国抱有同情和支持,正是中美之间的紧密合作、“剑拔弩张的盟友”关系使远东战局发生急剧变化,在某种程度上促使日本尽早投降。


战争后期,美国更是希望中国能够跟上世界前进步伐,利用自己的力量和手段“硬将”中国拉入“世界强国”,使中国成为联合国重要发起国之一,成为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才有后来乃至现在的国际格局。回顾历史,我们不是说一定要感激美国政府和人民,而是说中国作为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文化传统的古老国家,从来不会忘记别人给过自己的好处和恩惠。这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也是中美关系未来发展中需要中国人时常提醒自己的一个重要问题。



中美两国目前的“心理纠结”从最直接的背景说,是国共内战留下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说与两国人民并没有多大关系。在过去一百多年中,中国人从美国那里学了不少好东西,在在改变着中国形象。然而由于美国在国共内战中卷入太深,尤其是美国政府当时基于传统民主政治理念刻意支持国民党,打压中共,这确实对中共尤其是中共领袖有很大的心理伤害。


然而到了战后,特别是到了国共两党的内战将见分晓的时候,美国政府与美国人民实际上有一深刻反省,所谓“白皮书”就是美国政府在检讨过去几十年对华政策利弊得失,检讨美国一味支持国民党是否有问题,其隐含的深意似乎是要告诉美国人民,在过去若干年,美国政府对华政策有误,美国应该寻求与即将控制中国大陆的新政权打交道。不幸的是,美国的检讨引起中国人尤其是中共领袖的“文化误读”,于是有毛泽东对“白皮书”毫不留情的批判。紧接着,冷战格局形成,中国大陆与苏联结盟,走上与美国敌对的状态。


冷战解冻,中美关系渐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人一度将美国视为天堂,对美国政府与人民的看法也发生了很大改变,然而由于意识形态原因,中美之间特别是政府之间的“心理纠结”一直无法解开,这除了国共内战遗留问题、“文化误读”外,还有一个比较深层的历史原因。也就是说,中国人对美国“异国形象”的建构并非一日之功,而与中国人最早对美认知有着很大关系,而这一点又与大清国第一任驻美公使也就是中国第一任驻美公使陈兰彬对美认知有着很大的关联。


在陈兰彬之前,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外交来往已有一段时间了。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国家,而美国是一个新兴移民国家,1776年7月4日,殖民地代表签订《美国独立宣言》,又经过随后的独立战争,美国人终于在1777年建立一个联邦主权国家以及行使管理权的联邦政府,并批准美国宪法。但美国真正获得独立,还是1783年英国战败,签署《巴黎条约》,英国及世界各国正式承认美国独立。


1783年为乾隆四十八年,正值中国鼎盛时期,所以美国独立与建国在遥远的东方并没有引起多大注意,然而中国在美国人的心目中却不一样。据后来人的研究,大约在1750年(乾隆十五年),中国工业总产量占世界工业总产量的32%,而当时整个欧洲的工业产量仅占世界工业总产量的23%。直到1820年(嘉庆二十五年),中国的GDP仍占世界经济总量的32.4%[1],甚至超出美国现在所占世界经济的比重。所以那时的美国人对中国非常看重,他们对中国的向往不亚于现在中国人对美国的期待,他们在与英国人签署《巴黎条约》后的第二年即1784年就派商船“中国皇后号”前往东方,经历长达一百八十八天艰难航行,东渡大西洋,经过佛得角群岛,绕道好望角,进入印度洋,于1784年8月28日抵达广州黄埔港。



“中国皇后号”在广州的商务活动进行了大约三个月,同年12月28日,“中国皇后号”满载瓷器、花旗参、皮毛、棉花、胡椒、茶叶、丝绸等中国货物从黄埔港启程返航,翌年5月11日回到纽约港。此此首航商务活动共获纯利三万多美元,约为此次活动总投资额的25%。


巨大的利润空间和中国内地广阔市场引起了美国商人和政府的巨大关注,1786年1月,在国务卿约翰逊极力推荐下,“中国皇后号”负责人之一山茂召被华盛顿总统任命为美国驻广州领事,中美之间的贸易往来走上一条比较正规的道路。很快,美国对华贸易就超过许多西方国家,仅次于有一百多年对华贸易历史的英国。据统计,从1786至1833年的四十八年间,美国来华船只就有1104艘,为英国来华船只总数的44%,而超过其他欧洲国家来华船只总数的四倍,其进口货值或出口货值都远远超过其他欧洲国家对华贸易总和。


中美之间的贸易往来因鸦片贸易的兴起而发生本质变化,一些美国商人追随英国不法商人,为了弥补贸易逆差,进行“罪恶的”鸦片贸易。鸦片战争后,中外贸易往来一度停止。1842年(道光二十二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清政府在战败背景下只好同意英国人的请求,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和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准许英国派驻领事,准许英国商人及其家属自由居住。中国先前朝贡贸易体制终于被打破,近代意义上的贸易往来体制开始建立。


或许是美国人在鸦片贸易中追随过英国人,所以当战争结束中英贸易恢复后,美国人向清政府要求通商,清政府并没有爽快答应。美国商船由定海至宁波,请报税通商,清政府刚刚受到英国人的欺负,心里似乎并不好受,于是以中美通商向在粤东为由,不许美国人参照英国人的例子在新开放口岸宁波贸易。稍后,美国商船又至上海,请议税则及通商章程等,依然不被清政府接受。中美之间贸易往来一度陷入低谷。


为了解决中美之间贸易问题,美国政府拟派员觐见中国皇帝,递交国书,建立正常外交关系,规范两国贸易往来,然而这些建议并不被清政府所接受。无奈之中,美国人采取了英国人同样的手段,于1844年春以武力相威胁,胁迫清政府同意签订中美《望厦条约》,重构中美贸易及双边交往原则和体制。


新的贸易及交往体制促进了中美之间的关联,中美之间的贸易往来不断增长,文化交流也呈现积极态势,一些传教士开始在通商口岸传教,中国人对美国文明的了解越来越多。当然,在这些积极交往的背后,也不能说没有问题,诸如美国政府承允对鸦片贸易不加保护,但实际上则偏袒鸦片贸易,美国驻上海和广州的领事职位长时期掌握在从事鸦片贸易的旗昌洋行手里。更为严重的是,美国此时步欧洲殖民者后尘,大规模掠卖华工,衍生出一系列严重问题。中美两国之间需要建立更加紧密的政府联系,才有能力积极应对这些影响两国正常交往的不利因素。中国重建新的外交体制已成为当务之急。


中华帝国沉重的心理纠结使它很不适应新的国际交往方式,和平的谈判根本无法说服清政府。于是英法两国又对清政府给予沉重一击,迫使清政府在重建外交体制问题上让步。中英、中法、中俄及中美《天津条约》相继签订,这个条约的主旨就是要求清政府增加开放口岸,允许外国传教士在华自由传教,允许外国公使常驻北京。从中国立场看,这些条款或许有不平等之处,但毫无疑问的是,这些条款确实在很大程度上进一步促进了中国对外开放,为1860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准备了外部条件。


1861年,清政府设立专掌外交事务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中外之间的对话交往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外国公使开始进驻北京,长袍马褂云集的清政府政治中心开始有了西装革履的洋人。基于对等原则,大清帝国也开始向外派驻使臣。于是陈兰彬有机会成为中国第一任驻美公使。[2]


职业背景、机遇


陈兰彬

陈兰彬并不是职业外交官,只是他生长在素来比较开放的广东,具有内陆地区读书人所没有的世界意识和办理“夷务”的能力而已。1851年(咸丰元年),三十五岁的陈兰彬大器晚成,成了举人。再接再厉,三年后中癸丑科进士,任翰林院庶吉士[3],又三年以部属用[4],改任刑部主事。走着与同时代中国读书人同样的道路:在科举道路上艰难跋涉,然后登上天子堂,光宗耀祖,建功立业。


当陈兰彬在官场顺利发展的时候,他却于1860年(咸丰十年)因母病告假返乡。服侍老母的同时,也像传统中国大多数读书人一样,以乡绅身份为故乡建设贡献力量。三年后(同治二年十一月),清政府赏在籍刑部主事陈兰彬五品顶戴花翎[5],大概是表彰他在乡间赋闲时的贡献,似乎也就在此时,陈兰彬又离开故乡返回京城复职。


1869年(同治八年),一直在刑部任职的陈兰彬终于迎来了政治生涯的一个重要转机。这一年2月27日(正月十七日),直隶总督曾国藩具折请训,奏陈直隶应办事宜,请朝廷酌调人才,以资差遣;酌拨银两,以济要需。曾国藩认为,此时直隶地区最大之政,在于练兵饬吏,次则河工。在练兵方面,曾国藩建议由刘铭传训练新军万人,使成劲旅,长作拱卫之师,则畿辅不患空虚;至于饬吏,曾国藩认为,民间疾苦由于积狱太多,差徭太重,属僚玩上虐民,当以严法重惩;至于河工,曾国藩指出,永定、滹沱二河,常为民患,宜筹资加以治理。至于酌调人员以资差遣,曾国藩的名单中有道员钱鼎铭、陈鼐,知府李兴锐,知州游智开、赵烈文,知县方宗诚、金吴澜及员外郎陈兰彬等八员。[6]

清政府批准了曾国藩的这一系列建议,陈兰彬遂以“刑部员外郎”身份被发往直隶交曾国藩差遣委用[7],所负责的事项大致是办理赈灾[8],办理河工,似乎并没有想到改行去做外交官,更没有想到要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驻美公使。


1870年8月29日(同治九年八月三日),清廷调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由李鸿章接任直隶总督。10月10日(九月十六日),即将走马回任的曾国藩具折奏谢天恩,在附片中奏“刑部主事陈兰彬有任重致远之志,不避艰险,仍拟带至江南,讲求防海、制器、操练轮船之事”。[9]显然,追随曾国藩不到两年时间,但陈兰彬的能力、工作态度似乎都得到曾国藩充分肯定。曾国藩此次回任从直隶任上带走的肯定不止陈兰彬一人,但在曾国藩专折奏请中点名要的只有陈兰彬一人[10]。


曾国藩


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兼充“办理南洋通商事务大臣”的背景虽然不太清楚,但很明显这件事应该与正在进行的洋务新政有关。此时洋务新政已进行了十多年,而日本的明治维新也有了好几年的时间。那时的中国,已经克服两次鸦片战争带来的心理损伤,已经或者说将要走出“中央帝国”、“天朝上国”的迷雾或怪圈,尽管中国人没有几个发自内心承认西方比中国先进,依然坚持“中国特色”和“中国本位”,但不管怎么说,1860年代开始的夷务—洋务毕竟使中国迈出了向西方学习第一步,而这一步的重要标志就是要幼童到美国留学。这确实是中国历史上不曾有过的事情,在五千年历史上,除唐僧等少数人西天取经外,只有别人到中国来学习,中国何曾看得起那些尚未开化的“蛮夷”?


两江总督辖区是外国势力最强的地区,也是清政府经济发展的中心区域之一,当然也是西化即向西方学习最快的地区。在这种背景下,具有相当夷务—洋务经验的曾国藩比较重视与西方国家的交流与合作,就任之初就与江苏巡抚丁日昌等一起建议清廷选派聪颖子弟赴泰西军政、船政书院分门学习。1871年8月18日(同治十年七月三日),曾国藩与李鸿章联名奏请委派刑部主事陈兰彬、江苏同知容闳选带聪颖弟子前往泰西各国肄习技艺。他们在奏折中指出,从前斌椿、志刚、孙家谷等奉命游历海外,亲见各国军政船政,直视为身心性命之学,今中国欲仿其意而精通其法,则当此风气既开,似宜亟选聪颖子弟携往外洋肄业,实力讲求以仰副我皇上徐图自强之至意。[11]


曾、李这个建议很快获得清政府恩准,由陈兰彬、容闳主持的“幼童出洋肄业局”遂在上海开张。容闳是中国有史以来留学美国第一人,也是他于1868年最早向清政府建议选派幼童出洋留学。按理说,他是最适合的人选,然而由于容闳不仅加入美国籍,而且回国后出于对太平天国的同情,曾到天京游历,并为洪仁玕出谋划策,政治上似乎“不太正确”或者说不太可靠。所以他就只能以技术专业人才使用,作陈兰彬的助手,由此也反衬出陈兰彬在曾国藩、李鸿章心目中的地位。



“幼童出洋肄业局”负责在沿海各地选派“聪颖”幼童,这些被选中的幼童预定赴美学习平均时间为十五年,专业选择基本上都在科学技术和工程方面,并没有学习西方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打算。每年计划选拔三十人,连续四年,共计一百二十人,幼童的年龄要求在十至十六岁之间。此项计划所有经费均由政府承担,由江海关于洋税项下按年划拨[12],总预算用银一百二十万两,大概每个幼童以一万两计。


经过一定考察程序,第一批三十名很快选出,其中后来比较有成就的有詹天佑、梁敦彦、蔡绍基、黄开甲等。他们在陈兰彬、容闳带领下,于1872年8月12日(同治十一年七月九日)自上海启程,经日本横滨到达旧金山,尔后乘火车抵达东海岸干捏底吉邦哈富得尔城。他们在那里安营扎寨,设立“驻洋肄业局”,然后将三十名幼童分别安置在十来个美国人家中,目的是让这些孩子尽快适应美国生活方式,提高语言水平,然后融入美国社会。


陈兰彬、容闳的这个安排确实收到良好效果,在短短几年时间,这批幼童被彻底美国化,他们的学习成就有目共睹,且在绘画、地图、算法等综合素质方面皆有进步,比较公平的看法认为这种训练方法两年时间的收效远比在香港五年时间还要好。


据陈兰彬记述,这批幼童在美国受到良好对待和普遍欢迎,与中国人在英法等国处境略有不同,美国人对中国儿童爱护有加,体贴周至。所以对于这些孩子在美国的学习,陈兰彬似乎并不担心。陈兰彬所担心的事情有二:一是这些幼童在学习美国文化特别是科学技术的同时,怎样才能使他们保留中国人的根性,即拥有中国文化的营养,而不是彻底变成一个假洋鬼子。为此,陈兰彬煞费苦心将在附近就读的幼童们集中起来,定时或不定时为他们讲读中国经典;二是规定幼童不要进礼拜堂,不能加入美国宗教。[13]美国物价之贵,似乎远远超出中国人的想象,陈兰彬率幼童居美时,深切感受到这一点,他淳淳告诫随员及这些孩子:“繁华非体面,悭俭非不体面也。”要在不误正事,学到真本事[14],保持中国人简朴与诚实。


照料这些幼童的日子在一天天度过,陈兰彬的异域生活由于史料阙如也不好过多推测。当这些孩子的安排有了大致头绪,大约一年后,陈兰彬于1873年秋间接受总理衙门指示,就近赴古巴调查华工受虐案件,此项临时差遣相当艰难,进行了接近一年时间,直至第二年夏天,陈兰彬方从古巴返回美国。[15]


古巴是老牌资本主义西班牙的殖民地,西班牙那时还有一个中文译名叫“日斯巴尼亚” [16]。在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强势扩张背景下,西班牙殖民政策似乎也很贪婪很残暴,他们通过各种合法非法渠道在亚洲掠夺工人,仅从中国掠走的华工就有数十万人之多,他们大多分布在西班牙殖民地古巴、秘鲁等国。


这些华工遭遇逐步引起国内注意,特别是同治五年西班牙在澳门招工所引发的后续问题,更使清政府不得不面对华工处境悲惨的现实进行艰难交涉。1873年9月18日(同治十二年七月二十七日),清政府与日斯巴尼亚政府就华工问题达成协议:


一、中国可派委员前往日国古巴地方查明华工情形。到古巴各地方详细查明均听中国委员任便,自行查访,所有应查各事可以询问各国驻扎古巴之领事官,亦可请日国官员照料妥办。


一、两国预请美、法、英、俄、德五国驻京大臣嗣后如将此事所有一切代为公评定断。


一、中国委员查明华工情形呈报中国总理衙门,总理衙门抄录呈报者交与五国驻京大臣以及日国驻京大臣阅看,于公评之时将原文交付评定之各大臣处暂存,各国领事官如有将古巴华工情形呈报各本国大臣拟用其作凭据者,其文件须交中国总理衙门并日国驻京大臣阅看。如未将其文件交出者即不得作为凭据。


一、应将理论古巴华工一事之来往文件交与五国驻京大臣评定各大臣阅看,以便将其内两国所说各事统请五国大臣一同公评定断完结。[17]


根据此项协议原则,清政府于1873年9月22日(同治十二年八月一日)指示陈兰彬、容闳就近前往古巴,搜集人证、物证,查明华工受虐情形。


陈兰彬此次前往古巴、秘鲁等地调查华工受虐情形的过程我们现在还不太清楚,只是可以肯定的是,陈兰彬等人没有辜负华工期待、政府重托,他们经过大量细致工作,基本弄清华工问题由来,受虐大致情形[18],为中国政府后续谈判提供了坚实依据。[19]


根据陈兰彬等人提供的资料,清政府与日斯巴尼亚及秘鲁两国先后就华工保护问题进行谈判。1874年(同治十三年),秘鲁使臣来津与钦差大臣、大学士、直隶总督李鸿章会商通商条约事。5月14日(三月二十九日),总理衙门建议李鸿章在与秘鲁使臣谈判时,务必将秘鲁先前虐待华工的事情辩论明晰,先立专条,再议通商条约事务。[20]遵照清廷指示,李鸿章与秘鲁使臣葛尔西耶在天津进行谈判[21],6月26日(五月十三日)订立查办虐待华工专条及通商条约。


条约签订第二年(1875年,光绪元年),秘鲁使臣爱勒谟尔专程到津换约。李鸿章奏请清廷简派丁日昌就近互换通商条约,并查办华工专条。清廷接受李鸿章的建议,责成丁日昌负责换约,并命李鸿章将应办一切事宜随时筹划,以期悉臻妥协。关于华工问题,上谕指出,“华工在秘鲁各处山寮,受其陵虐。必须妥议办法。李鸿章拟于前定查办专条互换时,再由换约大臣给与照会。令将以前虐待华人各情弊,严为禁革之处,即著照所拟办理,并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知照内阁,将秘鲁汉洋字合订条约及专条一份,请用御宝。”[22]按照清廷要求,丁日昌与秘鲁使臣爱勒谟尔于1875年8月7日(光绪元年七月七日)在天津换约,并会筹保护华工,除去苛待弊端等事宜。[23]


换约及谈判细节由李鸿章、丁日昌三天后(8月10日)向清廷作了书面报告,李鸿章、丁日昌还奏请清廷派使臣保护华工,暨请严禁拐骗。清廷批准了这个建议并指出,澳门等处向设有招工局,拐骗华人,实堪痛恨。现在澳门之大西洋官虽有停止招工之信,然暗中招雇,仍难保其必无。其次如汕头、厦门及闽、粤二省不通商口岸,往往有夹板轮船,私自贩买,亟宜设法严禁,以杜奸谋。[24]即保护华工权益,必须从源头做起。


中国与秘鲁之间关于华工问题的协议达成了,然而中国与日斯巴尼亚之间关于古巴华工问题的协商却因马嘉理案突然发生而中断。


1877年(光绪三年),古巴因招工而导致华工问题再起,日斯巴尼亚驻中国公使伊巴里请订专约,清政府同意委派总理各国事务大臣沈桂芬、毛昶熙、董恂、夏家镐、成林为全权大臣,在先前两国已有谈判基础上继续进行,于1877年11月17日(光绪三年十月十三日)达成协议,并在北京签字画押[25]。这个协议共十六款:

 

一,维持同治三年天津条约,不得收留中国逃人;

二,既除去前约承工出洋未能尽善之情,所有赔偿一层作罢论;

三,华人出洋须出情愿,不得勉强及施诡谲之计;

四,听华民前往,不得禁阻;

五,出洋报名领盖印执照;

六,派遣领事;

七,予华人随便往来准单,须与各国人一律;

八,诉讼事件;

九,查验华民多寡之数;

十,载华民出洋应守之船规;

十一、十二,资送华工回国事件;

十三,限制华人前往居住事件;

十四,执照准单一切事宜,新到之华人与期满之华人享同等利益;

十五,此次条约未载之利益,中国若与他国,则日国应一体均沾;

十六,换约事件及期限。[26]


这个协议就华工保护达成原则框架,翌年12月4日获得批准并换约,复公立文凭。华工问题虽然没有彻底解决,但这些协议为后来的逐步解决提供了借鉴。


使美经历及认知

清政府在与日斯巴尼亚、秘鲁等国使臣就华工保护进行谈判的同时,也根据形势发展适时改变自己的外交体制。1875年(光绪元年),总理衙门制定出使各国规章,并于同年6月17日(光绪元年五月十四日)奏请预储熟悉洋务人才,保举主事陈兰彬及李凤苞、何如璋、徐建寅、许钤身、叶源濬、许景澄、区谔良、徐同善等九员“堪备遴选出使”,清政府接受了这个保举,“均从之”[27]。至此,陈兰彬正式转岗到外交领域,成为中国早期外交人才。


1875年12月11日(光绪元年十一月十四日),清廷以候补三品京堂军机章京陈兰彬,三品衔同知容闳充出使美国、日斯巴尼亚、秘鲁三国,并决定别设秘鲁、日斯巴尼亚分馆,置金山、嘉里越、古巴各总领事。[28]由此,陈兰彬及容闳除兼管在美留学生员外,更主要的工作就是如何保护华侨,为国内政策制定提供咨询。



不知是什么原因,陈兰彬在得到清廷的任命后似乎并没有很快上任,而是拖了两年多时间,至1878年(光绪四年)方以驻美日秘三国公使的身份成行。而在这之前的一段时间里,陈兰彬似乎都在太常寺卿任内[29],掌礼乐、郊庙、社稷之事,似乎与外交领域毫无干系。


1878年3月1日(光绪四年正月二十八日),陈兰彬以太常寺卿的身份领取三份国书,准备出发。3月12日(二月初九),面奉谕旨,先赴美国。14日,领取敕书,当即料理行装。3月27日(二月二十四),陈兰彬一行由通州上船东行。沿途阻风,4月4日(三月二日)方抵达天津紫竹林,泊驻招商局码头,不寓客馆。第二天(4月5日),陈兰彬专程往谒北洋大臣李鸿章。随由津海关道丁寿昌送到总理衙门公文,内有吏部3月24日(二月二十一日)补授陈兰彬为宗人府府丞的御旨。这个职位原本只是管理皇家事务,现在补授给陈兰彬,大约也只是要提升其政治地位,以方便对外交往而已。


4月6日(三月初四),美国驻天津领事华得阁拜访陈兰彬,大约就赴美后的相关事务略有交流。7日,税务司德璀琳来见,专门送给陈兰彬“美国赛珍会影图十幅”,以增加陈兰彬对美国的感性认识。


在天津的拜访、回访活动结束后,陈兰彬一行于4月8日(三月初六)搭乘招商局轮船“保大号”继续南行。11日(初九)到上海,往二摆渡广肇公所,与奏带各员汇合。在随后一段时间里,陈兰彬在上海与江海关道褚兰生就出洋经费拨付进行商谈,并专程搭船前往金陵,拜访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沈葆桢。美国公使西华、日斯巴尼亚国公使伊巴理、美国领事士打儿、日斯巴尼亚国领事嘉罅、义国领事加拉意等纷纷前来拜访陈兰彬,然而因陈兰彬突然发病住院数日,皆匆匆一面而不能多谈。


大约过了不到两个月,陈兰彬病情好转,遂于6月1日(五月一日)携随员搭乘招商局“富有号”前往香港,五天后抵达,寄寓“旧居安”客栈,等候美国旧金山公司轮船。在香港,陈兰彬往拜英国驻港将军高路奔及署辅政司布礼士、署按察司士呶顿、署副按察使司罗雅阁、华民政务司师篾,美国驻港领事罗灵、日斯巴尼亚国驻港领事多沙、秘鲁驻港领事多马士偏、法国驻港领事布鲁士等。


6月10日(五月初十),秘鲁驻华公使爱勒谟尔专程从广州来香港拜访陈兰彬,两人在交谈中就同孚洋行代秘鲁招工事件进行辩论。第二天,陈兰彬回拜爱勒谟尔,爱勒谟尔送给陈兰彬所刻日文中秘和约一本、秘鲁游记两本。


此间,陈兰彬还专程前往广州拜见两广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刘坤一等高官。6月22日(五月二十二日)上午九时许(巳刻),陈兰彬携随员、仆从共三十四人在香港码头登上美国“东京号”轮船。综合各处记载,陈兰彬此行的主要随行人员有陈树棠、薛树辉、朱和钧、刘观成、陈为焜、金延绪、杨泰等。陈树棠在1880年经陈兰彬奏派出任大清国驻旧金山首任总领事,后成为袁世凯在朝鲜的外交助手。


秘鲁驻华公使爱勒谟尔似乎也兼任驻日公使,因前往日本递交国书,亦附舟同行。下午一时许(未刻)启航。27日到横滨,大清国驻当地官员范锡朋携翻译张宗良、随员吴广霈等前往迎接,陈兰彬一行遂登岸借寓中华会馆,往拜日斯巴尼亚驻日公使亚华理士、美国总领事云布连等,美国驻华公使西华也在此与陈兰彬相见,大清国驻日公使何如璋、副使张斯桂、参赞黄遵宪等也专程来见,在等候开船的空闲时间里,陈兰彬还兴致勃勃游览了横滨风光,了解此间华人状况。


7月1日(六月初二),陈兰彬一行继续前行。经过漫长而枯燥的海上生活,陈兰彬一行于7月25日(六月二十六日)抵达旧金山,因大雾弥漫不便进港。第二天中午十一时许,旅居当地的中国商人百余人在码头上排班恭候,隆重欢迎,中外士女观者如堵,并有数百里搭火车而来瞻望汉官威仪者。


登岸后,陈兰彬一行赁寓在满金茉莉街九层楼宫殿酒店,他看到这个酒店及街上华人会馆、酒店均已挂上中国龙旗,自豪感似乎油然而生。在随后几天,美国、日本、英国、墨西哥、秘鲁、俄国等国驻旧金山外交官及当地华商陆续前来拜见,陈兰彬也对各方进行回访,工作之余游览旧金山市容、风光名胜,考察美国社会特别是华人状况。对于那些不遵大清王朝正朔,改易洋装的中国人,陈兰彬稍有不满,而对那些能够坚持中国文化,“糊口异域能不忘本”的“小民”[30],陈兰彬也肃然起敬,以为其心志可嘉。


8月3日(七月初五日)七时许,陈兰彬将随员陈树棠等七人留在旧金山筹备领事馆事宜,另外二十多人随陈兰彬搭乘火车向美国东海岸出发,8月10日(七月十二日)中午十二时许,陈兰彬一行一路风尘扑扑抵达哈富,到柯伦街第四百号中国驻洋肄业总局,与副使容闳、驻洋委员区谔良及容增祥等相见。陈兰彬原本准备在这里稍事停留就前往美国首都华盛顿递交国书,开展外交。然而在谈话中,容闳等人告诉陈兰彬,美国总统及各部官员均外出避暑,还要一段时间方能恢复正常。不得已,陈兰彬一行只好暂时留在这里。


陈兰彬留在哈富等待的同时,也积极筹建驻美使馆,8月27日(七月二十九日),驻美副使容闳携主事叶源睿前往华盛顿,租定耶夫街第二千九百二十五号宅为大清国驻美公使馆办公处。


延至9月18日(八月二十二日),陈兰彬一行离开哈富,乘火车向华盛顿出发。第二天下午四时十七分,陈兰彬一行入住中国公使馆,开始履行其驻美公使职责。


9月28日(九月初三)上午九时许,陈兰彬在副使容闳、参赞容增祥、翻译官陈言善、蔡锡勇等人陪同下,前往白宫向美国总统递交国书,仪式虽然很短,但庄严隆重,给陈兰彬留下很深印象。随后数日,陈兰彬携副使容闳往拜美国外交等各部大臣及英、俄、德、法等国驻美公使、外交官。[31]


陈兰彬既因主管幼童出洋留学事来过美国,再为驻美公使,所以在近代早期中国人中,他对美国的认识应该说最深刻。总体上说,由于他具有国内生活的经验,而不似容闳少年时代即飘洋过海,留学美国,所以陈兰彬对美国的看法相对说来有一种“比较的观念”,他认为如果仅仅从政教风俗而言,美国当然和那些外邦一样,远逊我中华帝国,只是由于他们这些后起国家发奋图强,在科学技术方面也有许多我中华帝国远远不及的创造,值得中国人借鉴反省。至于美国人的生活方式,或许为中国所不能理解,诸如美国人热衷的赛马、博物院、动物园、书信馆(邮政局)、收银所、发银所(银行)、电报馆等,或在中国人看来为玩物丧志,或被中国人视为雕虫小技,不足挂齿,不过从生活方式多样化角度进行理解,陈兰彬似乎认为这些活动至少反映了美国人的精神状态,通过这些活动使他真切感到美国的进步,以为美国人的创造性确实为“巧妙绝伦”[32],也是一种“不必绝对排斥”的生活形态[33],至少可以使人们开眼界。


对于美国教育、卫生等方面进步,陈兰彬也有仔细观察和客观评价,比如美国的医院,陈兰彬赞美其“洒扫虔洁,陈设鲜明”;对于商民捐资创办的精神病医院、聋哑人医院,陈兰彬也赞美有加,特别是美国聋哑人教育,使陈兰彬感触良深,而这些则是在中国闻所未闻的事情。


不管怎么说,陈兰彬毕竟是最早走出国门的中国人,也是最早见识域外文明成就的中国人,所以他对西方人的科学创造有惊奇,有叹息,但总体上说,他非常期待西方人在科学上的创造能够尽早为我中国人所用,造福于中国。早在他第一次率幼童留美时,他就格外重视美国人在科学技术上的发明与创造,探求美国人在炼钢、武器制造等方面的进展和最新技术。最重要的是,他清醒地意识到,“西国所谓富强,以煤铁为大宗”,所以中国要想强盛,就必须发展煤炭、钢铁工业。[34]陈兰彬说这个话的时间是同治十二年即1873年,大约过二十年,中国的钢铁工业才在张之洞等人推动下开始发生。由此可见陈兰彬不愧是第一代“开眼看世界”的思想先驱者之一。


陈兰彬在1878年赴美就任驻美公使途径香港看到并试验了西方人发明的电话及听到西方人还将制造录音设备时,感慨万千,他在当天日记中写道:“是日在辅政司署见传话筒,该署距燕尼士避暑处约三里,以手摇筒旁铜拐起号,即对话筒问话毕,旋闻筒旁钟响,以耳向筒,一一回答。询其何以能然,据言电线能传字,即能传声,厥理甚明,而内中制度未得窥悉也。又言英国已有人做藏话箱,数人分槅说话封之,数万里之远,百十年之久,揭封侧听,口吻宛然,于立约、遗嘱诸大端尤为有用,将来制作尽善,当必传布中华。”[35]有了这种认识,陈兰彬理所当然主张中国应当向西方学习。


到了美国之后,陈兰彬也格外注意观察美国人在科学上的发明与创造,当他在“农事赛会”看到美国凡牛羊菜果之属培畜得宜,硕大肥腯,器之新造而便于用者,也欣喜无限,将这些新式农具如铁犂、收割机、打麦机、凤轮取水器等特征、制造工艺、使用方法一一详细记录,并与中国传统农业工具进行比较,赞美之辞发自内心,以为“此数种俱巧便异常,真农家利器也”[36],显然期待这些利器能够为我所用。


其实,早在几年前带幼童留美时,来自农业社会的陈兰彬就注意到美国在农业、手工业技术上的改进,并注意到这些改进技术是完全有可能引进中国,提升中国农业、手工业技术含量,当他在一些纺织厂看到用水作为动力的纺织机器时,他马上就联想到这个技术在中国的发展可能,以为这个方法不仅可以减轻工人的劳动强度,提高产量,最重要的是降低成本,有助于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是亦夺外洋之利而归中国一事也”[37],鼓励中国人勇于借鉴利用西方人在技术上的创造发明。


对于美国人在工业尤其是当时最盛行的纺织业方面的技术创造,陈兰彬也非常关注,以为美国纺织业规模化经营值得夸耀,但其制造工艺或许正是因为规模化的缘故,可能较中国传统手工艺略显粗糙。这种问题直至今天依然如此,中国传统工艺的细腻显然是规模化生产无法比拟的。


美国的风俗习惯自然与东方的中国有着很大差别,但有些文明举措也确实吸引了陈兰彬等早期观察者的注意力,比如美国的殡葬,陈兰彬就认为较中国传统方式更合理更文明:“往观其祖坟,则用铁栏围方丈许,中竖白石,高约三丈,顶琢六角如钟鼓亭式,石自英国买来,用银五万圆云。又左右皆别家坟地,石华表大小不等,其所雕刻,有山水者,有人物者,有注其生卒年月者,有写其生前所制何艺形式者。据称国例葬地须由官择定,不产煤、硫、五金,始指给人丛葬,而取其值,又不立茔兆、坟院,葬时亲朋人等各用生花供献,揜土后,子孙多不过问,其拈花到坟泣供者,间或有之,则夫妇情重者也。”[38]

然而最使陈兰彬不能理解的还是政治,来自一个君主大权独揽的专制国度,从来“天下都是定于一”,陈兰彬无论如何都难以理解美国的所谓言论自由、政治平等,特别是他看到或者说知道那些新闻纸上的言论明眼人一看就是胡说八道,就是胡搅蛮缠,然而美国用什么尊重别人的说话自由为理由,任其泛滥,蛊惑人心,而不加制止。对于这一点,陈兰彬是无论如何都难以理解,特别是他看到一些美国人谈及华人必备极丑诋,又凭臆论说,凡可以欺凌华人者,无不恣意言之,甚且谓国政尚由民主,所有设施官府断不敢不准行。间有持论稍平者,究亦祝少而诅多。各处日报连篇累牍,多系此种语言,令人阅而愤懑。[39]这种判断虽然带有中国人的立场,但最根本的还是中国人究竟应该怎样看待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个人自由大于国家稳定基本政治信念,怎样理解东西方在个人与国家、个人与集体之间分际与利益均衡。这些困惑陈兰彬等近代早期中国人的问题,似乎至今依然困惑着中国人。陈兰彬等近代早期中国人坚信科学技术、经济发展可以和政治相脱离的信念依然被后世中国人信仰和继承。

 

  • 注释

[1] 这些分析数据当然有问题,但本文引证只是在说明那时的中国在世界经济总量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2] 《清史稿》“邦交志四·美利坚第一百三十一”。

[3] 《大清文宗显皇帝实录》卷九十三。

[4] 《大清文宗显皇帝实录》卷一百九十六。

[5] 《大清穆宗毅皇帝实录》卷八十四。

[6] 《曾文正公年谱》卷十一。

[7] 《大清穆宗毅皇帝实录》卷二百五十一。

[8] 《曾文正公年谱》卷十二“正月二十四日”:“委陈兰彬前往大名助办赈贷”。

[9] 《曾文正公年谱》卷十二。

[10] 《大清穆宗毅皇帝实录》卷二百九十一。

[11] 《皇朝经世文统编》卷三十一,“内政部五·育才”。

[12] 《曾文正公年谱》卷十二。

[13] 《致李勉林函》(同治十二年六月十二日)。

[14] 《致李勉林函》(同治十二年六月十二日)。

[15] 《光绪七年二月初六日出使美日秘国大臣陈兰彬折》,《洋务运动》卷二,16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

[16] 《清史稿》“邦交志·日斯巴尼亚第一百三十四”。

[17] 《皇朝续文献通考》卷三百五十七。

[18] 陈兰彬在《感愤古巴华工苦难》(1874年3月)中写道:“肉破皮穿日夜忙,并无餐饭到饥肠。剩将死后残骸骨,还要烧灰炼白糖。”对华工苦难寄予深切同情。

[19] 《清史稿》“徐寿朋传第二百三十三”说徐寿朋光绪二年(1876年)以道员充美日使馆二等参赞,“时华人佣于洛士丙冷者多被虐杀,寿朋做使臣郑藻如索偿,词铮义屈。未竟,会开秘鲁使馆,移充驻秘参赞,摄行公使事。秘故虐遇华工,益苛其例,寿朋与秘廷辩论,多所补救。”

[20] 《大清穆宗毅皇帝实录》卷三百六十四。

[21] 《清史稿》“穆宗本纪第二十二”。

[22] 《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十一。

[23] 《清史稿》“德宗本纪第二十三”。

[24] 《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十三。

[25] 《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六十。

[26] 《清史稿》“邦交志七·日斯巴尼亚第一百三十四”。

[27] 《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九。

[28] 《清史稿》“职官志第九十四”。

[29] 《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三十七,“光绪二年丙子七月,以候补三四品京堂陈兰彬为太常寺卿”。

[30] 《使美纪略》,光绪四年七月初四(1878年8月2日)。

[31] 《使美纪略》,光绪四年九月初六(1878年10月1日)。

[32] 《使美纪略》,光绪四年八月二十二日(1878年9月18日)。

[33] 《使美纪略》,光绪四年七月十九日(1878年8月17日)。

[34] 《致李勉林函》(同治十二年六月十二日)。

[35] 《使美纪略》光绪四年五月初八日(1878年6月8日)。

[36] 《使美纪略》光绪四年八月初九日(1878年9月5日)。

[37] 《致李勉林函》(同治十二年六月十二日)。

[38] 《使美纪略》光绪四年八月十六日(1878年9月12日)。

[39] 《使美纪略》光绪四年七月二十七日(1878年8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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