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与傅斯年(上):从亲密到生分

发表于 讨论求助 2020-05-23 08:40:53

本文原载2016年11月20日的《东方早报·上海书评》,欢迎点击上方蓝字“上海书评”关注我们。


本文提要


陈、傅二先生的友谊,简单说,经历了三个阶段,抗战以前是第一阶段,联系紧密;抗战南迁是第二阶段,出现裂痕;抗战胜利,傅先生精力转向别处,进一步疏远。


从傅斯年遗留下来的这些书信看,胡适的支持是精神方面的,最实际的支撑,最初来自陈寅恪,然后来自小屯村。陈先生与清华的内心疏离及与史语所的逐步认同,发生在史语所远在广州之际,陈受傅遥领;当史语所迁京的时候,反倒是蜜月期结束的时刻。


   

在陈寅恪研究中,陈与傅斯年的关系总感觉有些疙疙瘩瘩、不太清楚的地方。之前我们主要依靠的材料是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的《陈寅恪集·书信集》以及一些友朋回忆文章,还是感觉资料缺乏,解不开那些疙瘩。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三位先生主编的《傅斯年遗札》(以下简称《遗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9月第一版)依托史语所保存的傅斯年档案,经过精心的编辑整理,从某个角度讲,呈现出一个“傅斯年的世界”,也为我们探究陈寅恪与傅斯年之间这段“伟大而曲折的友谊”提供了可能。

  

《遗札》的编辑整理非常有特色。以往我们见到的书信集,不管是单方面的,还是友朋往来的,编排上面是一水儿的以人头为单位,在每个人下面再以时间为序。这样做最方便。《遗札》的编排却是以时间为顺序,公牍、电报、私人信件,一律以时间顺序编排,你就会在时间的经度上看见史语所是怎样一步步建起来,看见友谊是如何逐渐建立而矛盾又是如何逐渐产生,看见傅斯年从他自己的历史里一步步走出来。看完之后,你会产生北京人说的“全须全尾(读若乙)儿”的感觉。这正是它编排上的成功之处。大陆出版界普遍的“趋易避难”,什么事都选择最方便的做法,不考虑这样做是不是“最好”。相形之下,便有“上下床之别”。佛教里说“方便出下流”,“下流”不是耍流氓,是“落在下游”,是“睡在下床”。习惯于睡在下床就是目前大陆出版界的现状。《遗札》的整理,尽最大可能地保留了这些信件、电报、公牍原来的格式,提格、提行、空格、小字,尽可能地保存书仪,加着重号的还加着重号,涂乙情况亦作说明。总之一句话,就是“不嫌麻烦”。这四个字轻轻巧巧,但足以令人产生敬意。

  

陈、傅二先生的友谊,简单说,经历了三个阶段,抗战以前是第一阶段,联系紧密;抗战南迁是第二阶段,出现裂痕;抗战胜利,傅先生精力转向别处,进一步疏远。以下就这三个阶段略加梳理,并就几个疑点略加分析。祛疑传信,为所追求;设身处地,是其方法。然陈寅恪曾跋俞樾《病中呓语》云:“天下之至赜者莫过于人事,疑若不可以前知。”陈先生探究历史,时时若探究人事。其深赜相类,我们探究这段人事,认识这段历史,同样有无限障碍。夷犹逡巡,不敢自是,读者鉴之。

 

蜜月

  

傅斯年与陈寅恪在柏林交好。1926年陈寅恪先行回国,至清华国学院任教,一归即成名。傅斯年亦打算回国,1926年5、6月间,傅斯年从柏林给在巴黎的何思源、罗家伦写信说:“百年回我的信寄上……我就北大的事是吹了。不知向何一方面走也。”(《遗札》31页)其时陈大齐(字百年)掌北大哲学系,傅从这里出来,也希望回去。但陈大齐备称系里的事这也难办那也难办,傅尚未开口,先被关住了嘴。11月9日又给罗家伦写信说:“接到百年先生回信,仍是葫卢题。我真不能再忍了。”只好另做打算,信里说:“到清华本无不可……但我很想先自己整理一年再去,因彼处我畏王静菴君。梁非我所畏,陈我所敬,亦非所畏。……陈处因他老本是不管闲事的,最不宜奉扰。”(《遗札》72页)

  

这里说的不想去清华,有两个原因,一是坦白承认怕王国维,他在给别人的信里自陈,留学七年,“有一年半大用功,便可得我已得者”,参与其他事费了时间;又“懒得世上无比”,五六年不作一文(《遗札》36页)。二是与陈寅恪关系不错,但怕陈不管这种闲事情。作此信时,傅已回到祖国。11月14日再写信给罗家伦的时候,已是“上海寄南京”。

  

傅斯年最后没去清华,去了广州。1927年初,应中山大学之聘到了广州,开始了他的“大干一场”。也就是在这一年,中山大学忽然“易为校长制”,戴季陶为正,朱家骅副之。政治上戴撑起来,事务上全出于朱,而朱“全听傅孟真”。傅先生办事勇猛,准备与顾颉刚、杨振声筹备中山大学研究院,先竖起一面大旗来。中山大学里面也风雨飘摇,有人夺权,此事未成(《遗札》78页)。但又得到蔡元培的支持,同意建立“中研院史语所”。在1928年4月,任命傅斯年、顾颉刚、杨振声为“史语所筹备员”。

  

但很快出现状况。先是顾颉刚与傅斯年闹翻,离开广州赴燕京大学任教。到了1928年10月,傅斯年在写给冯友兰、罗家伦、杨振声的信中忽然说:“金甫(按:杨振声字)竟这样恼了吗?一去一字不来。”(《遗札》111页)具体何事,不太清楚,但杨振声退出是事实。于是史语所在开张之初,就面临成为一块空牌子的危险。谁又能代替风头正健的顾颉刚,为史语所压住阵脚呢?

  

1928年9月11日傅斯年致蔡元培函云:“午间与适之先生及寅恪兄餐,谈及七千袋明清档案事。此七千麻袋档案本是马邻翼时代由历史博物馆卖出,北大所得乃一甚小部分,其大部分即此七千袋。李盛铎以万八千元自罗振玉手中买回,月出三十元租一房以储之。其中无尽宝藏,盖明清历史,私家记载,究竟见闻有限,官书则历朝改换,全靠不住,政治实情,全在此档案中也。且明末清初,言多忌讳,官书不信,私人揣测失实,而神、光诸宗时代,御虏诸政,《明史》均阙。此后《明史》改修,《清史》编纂,此为第一种有价值之材料。罗振玉稍整理了两册,刊于东方学会,即为日本、法国学者所深羡,其价值重大可想也。……李盛铎切欲即卖,且租房漏雨,麻袋受影响,如不再买来保存,恐归损失。”(《遗札》107页)这封信是打选题报告,申请款项。事实是,燕京大学图书馆已着手争购。燕大图书馆财大,其收藏之丰,远近闻名。

  

一直通过李石曾的侄子李宗侗与李盛铎周旋的人就是陈寅恪。9月20日,傅斯年致陈寅恪函云:“闻先生于内阁大库中颇得重要史料,有意编辑,又得数种文书之蒙古史,思考校之,无任钦佩,颇思早观厥成,以树研究史学之表仪。至于为此项及其他先生在北平工作之用费,如抄写之费及助员之费等,自当由本所担任,因出版由本所任之也。”(《遗札》109页)明知陈属清华,顺手便拉过来了。史语所拟迁北平,又托陈觅新址,最后选定北海。

  

11月14日又致函陈寅恪云:“北平各事接洽,须有总负素[责]之人,而所址既有,尤须有主持者……弟思之熟,此间同人亦同此意,推兄为北平分所主任。此非可让之事,望兄为其艰难。”(《遗札》122页)其实就是史语所驻北平办事处负责人。

  

早在1928年初,陈寅恪已建议清华国学院购买这批档案。陈守实《学术日录》1928年2月8日云:“……陈寅恪师语李木斋家有内阁档案,研究所如得经济独立,此事实可整理之。”(《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115页)清华国学院不仅经济不独立,很快罗家伦谋争清华校长之位并获胜,罗为白话一派,吴宓难立足。陈寅恪为史语所购档案得天时之便。

  

《陈寅恪集·书信集》致傅斯年第二、五、七、八函,皆往来讨论购内阁档案事。最后商定由三万降到两万元。王国维去世,其藏书经陈寅恪联系卖给图书馆,得价一万,以补贴王静安夫人家用。静安藏书无异本,与之相较,陈寅恪亦言二万元不昂。又,傅斯年1930年10月致杨杏佛函谓“史语所月费万五千元”(《遗札》251页),则以两万元买一批档案确不为价昂。历经数次反复后,第九函终于谓已购定,但一大堆麻袋又无处安放。傅斯年又托陈寅恪“觅屋”。“不管闲事”的陈氏于是奔走觅屋,其于史语所事不可谓不上心,时间在1929年3月间。觅屋之事亦管,远在广州的史语所能在北平发展并延其声光,多赖此“北平办事处主任”。

  

清华方面,王、梁二导师逝世后,事故屡出,国学研究院风雨飘摇。《吴宓日记》记陈先生此刻之态度为“悲观而消极”(《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121页)。1929年下半年,清华国学研究院正式撤销。陈先生改就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与历史学系合聘教授。购买内阁档案事,虽客观上是陈帮了史语所,但也从内心上给了陈一些安慰。清华旧恩随着国学研究院的解散,自然淡薄了。

  

傅斯年、顾颉刚、杨振声等人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筹备办法》里拟定了一些工作计划,如沿粤汉路沿西江进行古物调查、广州回教及阿拉伯人遗址调查、民俗材料征集、《广东通志》重修、《经籍纂诂》扩充等等(《遗札》89页),从傅先生“历史学就是史料学”的角度看,这些计划自然都没有内阁档案几千麻袋来得激动人心。

  

陈寅恪认为,从这“七千袋”或“八千袋”里,可以析出清代的一些实录,“可推定为第一等重要材料”。还有就是“司法之口供中关于当时社会经济情状之记载”,也很有价值。并认为“此项实录非将其历次改涂增删之原状全部发表,无以见其伪造之实状及演变之历程”,“似不可不急发表”,“可供给与东洋史学界,而表现史语所成绩也”(《陈寅恪集·书信集》35页)。“表现史语所成绩”七字在傅先生最为重要。

  

与此同时,陈寅恪又与于道泉一道调查满文老档,进行《蒙古源流》的系列研究。人事方面,帮助傅斯年挽留钢和泰,推荐陈垣任敦煌组组长,展开敦煌学的系统积累与研究。这一切,非常符合傅斯年回国之初要和世界汉学“接轨”,与法国汉学争高低的初衷,符合史语所与老师宿儒乾嘉学派走不同一条路的蓝图设计,现代感十足。

  

我们以往读陈寅恪先生的《书信集》,感觉陈对傅依赖特甚,现在钩稽排比,看到在史语所建立之初,傅斯年对陈寅恪的依赖,才是硬币的另外一面;甚至是排顾(颉刚)排杨(振声)底气十足的原因。陈、傅二先生的来往信函,为我们提供了用材料还原真实的可能。


  

1928年和1929年,对傅斯年来说,是最重要的两个年份。正如他在写给胡适的信里所说,建立史语所是他最重要的“理想之奋斗”。最初他想依靠的对象是他的老师胡适。从傅斯年遗留下来的这些书信看,胡适的支持是精神方面的,最实际的支撑,最初来自陈寅恪,然后来自小屯村。

  

《陈寅恪集·书信集》致傅斯年第五函(1929年)空白处附加一句:“弟接到哈佛聘书,嘱授华梵比较之学,弟以与中央研究院有著书之约辞之矣。闻胡适之先生亦被邀,闻亦不去,不知确否?”可以约略想到1929年顷,陈寅恪先生的治学状态,哈佛之聘都不为所动。傅斯年也处于兴奋状态,史语所终于在筹备委员三位走了两位之后,在学界立稳了脚跟。

 

生分

  

陈先生与清华的内心疏离及与史语所的逐步认同,发生在史语所远在广州之际,陈受傅遥领;当史语所迁京的时候,反倒是蜜月期结束的时刻。事情往往如此。

  

事情要从徐中舒身上说起。傅斯年最恨“拆台主义”,1930年夏秋之际,浙江大学拉徐中舒,聘书已发,而傅斯年又坚决不放,教育部来电命“马上放人”,傅先生不买账,由此大闹。徐中舒之尴尬可以想见。

  

蒋梦麟、刘大白联名发电给傅,命“速予放行,勿再留难”。傅斯年不能对蒋梦麟发火,转怒刘大白。1930年8月23日致刘大白函云:“现奉‘速予放行,勿再留难’之令,不胜感其不通之至!此电虽同列孟邻先生名,然就称谓及语气论,为大作无疑。论公则敝所并非贵部所辖,论个人则仆并非吾公之后辈。吾公不是反对文言文的吗?这样官场中的臭调文言,竟出之吾公之口,加之不佞之身,也是罪过!现请吾公收回成语,以维持《白屋文话》作者之文格词品,不胜荣幸之至!”(《遗札》248页)

  

此事当作两面论。一方面徐中舒书生抹不开面子,两面模棱。浙大与史语所如两军相遇勇者胜,傅斯年自然霸道,但也不能说他全错。另一方面,中国人官本位,当了“领导”如同黄袍加身鬼魂附体,无形中居高临下不可一世顺昌逆亡,除非遇到更高一级的官儿,傅斯年这种时候最是“五四”青年大反传统。“论公则敝所并非贵部所辖,论个人则仆并非吾公之后辈”,傅先生真是霸才,即使如项羽乱杀,也颇能得江东子弟之人心。

  

徐中舒之离去将影响到内阁档案之整理。8月15日陈寅恪致傅斯年(此札三联版只标“十五日”,无月份,我以为当在8月)云:“顷与中舒先生电话中略谈(因未见着),弟意此次档案整理至此地步,微徐公之力不能如是。若任其他去,不独人才可惜,而替人亦难觅。第一组主任弟仅挂虚名,诸事悉托其办理,故弟个人对之有特别感谢之必要。现在第一组之不甚平安,皆弟常不到院,百事放□,致有精神上之影响。忽思一法,弟下年仍然照旧担任第一组主任之虚名,仍作今年所作之事(其实无所事事),但不必领中央研究[院]之薪水,向清华要全薪。……且一年以来,为清华预备功课几全费去时间精力,故全薪由清华出,亦似公允。所以向清华卖力者,因上课不充分准备必当堂出丑,人之恒情只顾其近处,非厚于清华而薄于史语所也。”(《陈寅恪集·书信集》39页)所谓“第一组不甚平安”,显然指徐之离所,傅必遣第一组主任与周旋劝说,而处理此类事件,陈傅必风格迥异,不待言也。以前单看此信不能读出感觉,现在放到语境里去,即知其来龙去脉。这封信可以标志蜜月期之结束,虽然用词极委婉,主任照当,事照做,然“不领薪”,向清华领全薪。其意完全退回清华甚明,而逐步脱离史语所。信末在留白处又附:“此函不是拆台主义,乞勿误会。”傅先生是否“误会”,不得而知。

  

即使“误会”,亦不能发作。此时的傅斯年一定压力山大,但远远没到山穷水尽的时候,他有足够的信心留住陈、徐,继续开拓。而陈离去之思,已种下根苗,将来必破土而出。

  

到了1933年,陈致函傅斯年云:“孟真兄:前函奉到后,又晤彦老(按董作宾),弟意仍拟如前函所云办理。因弟一时既贪得清华休假之权利,势不能南行,又遥领干薪,此则宋人玉局、武夷祠禄之故事。虽有古人雅例,但决不可行之于今日,故期期以为不可也。”(《陈寅恪集·书信集》45页)所及“南行”一事,指邀请陈赴南京参加“中研院”评议会之事。“如前函所云”,指辞去史语所第一组主任之名,即虚名亦要辞去,脱离之决心更甚。“宋人玉局、武夷祠禄之故事”,指宋代在玉局观、武夷观设祠禄官,以大臣年老不能任事者兼之,不必赴任,遥领干薪,王安石曾以此安置反对派。

  

到了1936年4月,傅斯年又反复来信敦请陈寅恪参加中央研究院评议会,为陈拒绝。这种会陈是去评议他人,而不是为人所评议,今人最喜参加此类资格评议会,因高高在上也。这也是“人之恒情”。人啊,不过也就是那么回事吧!不料陈先生违背这种“人之恒情”,屡请不动。4月8日,陈复信说“决计不南行”,理由是要备课。一个大佬聚会的机会,年年要人催,不过是评议别人而已。川资已经寄来,正是不由人辞,却偏偏再寄回去。陈函又说:“院中所寄来之川资贰佰元,容后交银行或邮局汇还。又弟史语所第一组主任名义,断不可再邀领,致内疚神明,请即于此次本所开会时代辞照准,改为通信研究员,不兼受何报酬。一俟遇有机会,再入所担任职务。因史语所既正式南迁,必无以北平侨人遥领主任之理,此点关系全部纲纪精神,否则弟亦不拘拘于此也。”(《陈寅恪集·书信集》48页)初读此函,真信其与“纲纪精神”相关,今日再读,知其不然。“一俟遇有机会,再入所担任职务”云云,则宣布真正脱离史语所。

  

总之,陈寅恪对待史语所之态度,一两年之后已与1928、1929年之态度迥异。1930年已提出“挂虚名”,1933年不愿参加评议会,1936年提出全部脱离。至于其中细节,仍然缺乏具体文献,但其原因当是由傅斯年办事之风格而引起。

  

史语所在日本侵略步步紧逼的形势下,于1936年决定迁往南京。傅斯年极其希望陈寅恪能随所南迁,那样的话,陈就是史语所的人,于清华为客宾。而陈先生的意思却要与清华共命运。我的理解,并不是清华对陈多好,而是在清华还自由些。傅斯年后来反腐败呈现出巨大的勇气和能量,但他身上又不免有专制的胚胎和雏形,早期认为“所有有汽车的人都该判死刑”,可见其性格。

  

有一点不易理解,这一阶段,陈寅恪与史语所逐渐脱离,先留第一组主任之名,后连名亦要去掉,但同时却向傅斯年荐人,致傅第二十四函荐戴家祥、赵万里,第二十五函荐张荫麟,第三十三函荐陈乐素。是要表示人虽脱离,感情关系还在?还是干脆觉得举荐人才是公事不是私事。陈先生不会那么单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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