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嘉川 | 郭孔延《史通评释》编纂考

发表于 讨论求助 2020-10-15 15:1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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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嘉川,扬州大学淮扬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史学理论及史学史。


原载《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学科版)2017年第1期


摘要:关于郭孔延、李维桢、《史通》三者之间的关系,清代官修《四库全书总目》的说法错误较多,不足信据。郭孔延在依据张鼎思刻本《史通》写作《史通评释》初刻本后,通过李维桢的帮助,得到张之象校刻的足本《史通》,遂据之修订其书。他与李维桢是各自撰写评论《史通》的著作的,并没有相约为书,不存在年轻的郭孔延为年长的李维桢续作评释的情况,相反倒是郭孔延写作在前,李维桢反在其后。郭书内容相当丰富,其《凡例》对注释、评语、校勘等情况都有说明,是了解其书体例、内容和全书结构的第一手资料。

关键词:郭孔延;《史通评释》;李维桢;张之象

《史通》是唐代著名史家刘知幾(661—721)撰写的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的史学理论著作。自从唐中宗景龙四年(710)成书后,直到八九百年后的明代后期,才出现对其全书注释与评论兼备的研究著作,这就是郭孔延(1575—?)的《史通评释》。作为郭孔延父亲的好友,李维桢(1547—1626)也写作了一部评论《史通》的著作。由于二人中李维桢为长辈,因而自清代以来,一直认为李维桢著述在先,郭孔延只是“续”之而作,但实际上这个观点是不符合事实的;此外对郭孔延修订其书所依据的《史通》版本等问题,也至今存在着错误认识,不能不予以辨析。

 

一、清代以来学者的误判


对于郭孔延、李维桢、《史通》三者之间的关系,清代官修《四库全书总目》卷89《史通评释》评论到:

《史通》旧刻,传世者稀。故《永乐大典》网罗繁富,而独遗是书。其后有蜀本、吴本,文句脱略,互有异同。万历中复有张氏刻本,增七百三十馀字,删六十馀字,复于《曲笔》《因习》二篇补其残缺,遂为完书。不知其所增益果据何本。然自是以后,皆以张本为祖矣。维桢因张氏之本,略为评论。孔延因续为评释,杂引诸书以证之。凡每篇之末标“评曰”字者,皆维桢语;标“附评”字者,则孔延所补也。

首先说,“《永乐大典》网罗繁富,而独遗”《史通》的说法是错误的,当代学者已经从严重残缺不全的今存《永乐大典》卷10135“史”字韵下,发现了所引《史通·称谓》中的文字,证明《永乐大典》曾经收录《史通》一书,但至今仍有学者沿袭《总目》的这一错误说法。其次,所谓“万历中复有张氏刻本”,从其具体所述文字增删和补充缺篇看来,是指万历三十年(1602)张鼎思(1543—1603)校刻的《史通》,但其《因习》篇有缺误,并未能“补其残缺”,这是《总目》沿袭了郭孔延《史通评释序》中的错误说法,而未核之以张鼎思本人的《续校史通序》。第三,《总目》称郭孔延是继李维祯评论《史通》之后,“续为评释”,“凡每篇之末标‘评曰’字者,皆维桢语;标‘附评’字者,则孔延所补”,可知《总目》看到的是李维祯评、郭孔延评释的合刊本《史通》,而非二者的单独刻本。但实际上,郭孔延是自己独立写作《史通评释》的,并不是《总目》所说以及近现代学者一直相沿不改的“续”“补”李维祯之作,而且其写作时间也在李维桢之前(详见下文),并有家刻单行本。所谓“附评”的名称,只是后来合刊李、郭二书的第三者加上的,单独刻本的郭孔延《史通评释》中只有“评曰”的条目名称。第四,《总目》说李维桢“因”张鼎思刻本评论《史通》,但并没有举出任何证据;虽然郭孔延确实是依据张鼎思刻本完成其著作初刻本的,但他与李维桢并没有相约著书,因此并不能由他而证明李维桢也是依据张鼎思刻本来写作其书的。第五,《总目》说李维桢的工作是“评论”、郭孔延是“评释”,这个一字之别是正确的。《史通评释》乃是郭孔延著作的名称,内中有评有释。但李维桢的著作无单独刻本传世,而在李维桢评、郭孔延评释合刊在一起的明刻本《史通》中,李维桢只有评论而无注释,因此,李维桢这部评论《史通》的著作的准确名称,可说是至今无人知悉,然迄今学者不明此理,往往径称之为“《史通评释》”,实则并不符合其有评无释的事实。

总之,对郭孔延、李维桢、《史通》三者之间的关系,《四库全书总目》的考察解说多有错误,不足信据。其中特别是第三个方面,近代以来更是得到了学者们的一致认同,如现代著名史家蒙文通等人在1942年发表文章,称“郭氏继李为书”;傅振伦在1963年出版《刘知幾年谱》,仍然沿袭《总目》的说法,认为“郭孔延又因李氏之书,杂因载籍以证之,而作附评”;直到2008年,还有学者发表文章,继续持郭孔延“续写李维祯《史通评释》”的说法,而从未有人怀疑过这一观点的真实性。其实,只要我们明晰了郭孔延《史通评释》的编纂过程,就可知道这些说法都是毫无根据的臆论。

 

二、郭孔延《史通评释》初刻本的编纂


郭孔延字延年,贵州巡抚郭子章(1543—1618)次子,《四库全书总目》卷89《史通评释》说他“始末未详”,大概是基于《明史》没有他们父子二人的传记。但万斯同(1638—1702)《明史稿》卷333有《郭子章传》,可知郭子章字相奎,泰和(今属江西)人,明穆宗隆庆五年(1571)进士,能文章,尤精吏治,曾在浙江、山西、福建等地任职。神宗万历二十六年(1598)擢右副都御史,巡抚贵州兼督理湖北军务。后致仕归家,卒后赠太子少保、兵部尚书。

郭子章于书无所不读,著述亦几于汗牛,治学以王阳明“良知学”为根底。当时,少于他六岁的李维桢虽对王门弟子多有批评,但仍“信服王阳明学说”,而其“最推崇的王门学者,即是其友郭子章”,在李维桢眼中,“有明一代理学大儒有武功者,以王阳明为第一人,郭子章则为第二人”,“视郭子章为王阳明再传”。

万历三十年(1602)十月,江西按察使张鼎思刊刻自己校勘的《史通》,随后将其一部奉呈给自己“良知学”的授业恩师郭子章。郭子章在贵州收到张鼎思赠书后,碍于当时条件无法校勘,遂将书转寄给在京师国子监读书的郭孔延,命其撰写《史通评释》。一年多以后,郭孔延相继完成《史通评释》的初刻本及在李维桢帮助下的修订本,并于“万历甲辰夏五日”即万历三十二年(1604)夏,将修订本刊刻行世。郭孔延自撰的《史通评释序》详细记述了此书的编纂缘起及相关情况,除最后一层为署明再刻本刊刻时间、作者项外,兹将其馀内容分四层引述并详作分析。

张睿父(张鼎思)先生再刻陆太史(陆深)校定刘子玄(刘知幾)《史通》于豫章竣,寄家君黔中。张先生手校,为增七百三十馀字,去六十馀字,而《曲笔》《因习》二篇,增补缺略,已成全书。家君读而喜,以新刻寄延曰:“张先生为观察,而手不释书犹诸生也,尔曹为诸生,乃不诸生也,予甚有其葸。黔中亡籍,予家有《史通》蜀本、吴本,再校之。刻中如‘干宝’之‘于’、‘扬雄’之‘杨’、‘王劭’之‘邵’、‘常璩’之‘據’、‘苻坚’之‘符’,当是写误。可发旧本,细为校定。”

此序可谓开章明义,一开口即讲《史通评释》的编纂缘起。其中说张鼎思刻本《史通》“《曲笔》《因习》二篇,增补缺略,已成全书”,属于一时“立言失检,殊滋疑误”,因为张鼎思所增补为《曲笔》《鉴识》两篇,《补注》《因习》之缺文“固未尝增订”。郭子章家中本就藏有多种版本的《史通》,平日论学也对《史通》的论述多有赞同,因而得到张鼎思赠书后很是高兴,但在翻阅中发现此本仍有一些文字讹误,苦于政务繁忙,又无书可以核校,遂命郭孔延以其家藏本“细为校定”。如此,“郭孔延注释《史通》实有家学渊源可寻,此为父子间的学术传承”。显然,郭孔延写作此书,并非如《四库全书总目》及现当代学者们所一致认同的,是为李维桢评论《史通》的著作“续为评释”,他们所谓郭孔延“续”“补”“继”李等说法都是错误的;郭孔延是自己独立撰写其书,其编纂缘起与李维桢并无任何关系。

延自长安归,循环校阅,再加芟正。篇中史官姓名,如左氏(左丘明)、(司马)迁、(班)固,古今共推者,可以无释,自孔衍、荀悦以下,俱为著其爵里,间以己意为之评论,虽未必合作者之意,只承严命,终陆(深)、张(鼎思)二先生功耳。

郭孔延接受父命,自京师归家后,即开始“循环校阅,再加芟正”。除文字校勘外,对《史通》中提到的史官等人物姓名,大家熟知、古今共推者,不予注释,其他俱著其爵里、详其事迹。对《史通》中的议论、观点,郭孔延也“间以己意为之评论”,他坦承:虽然他的评论未必符合《史通》原意,但“只承严命,终陆、张二先生功耳”。由此可知,他父亲不只是让他校勘文字,更重要的是让他进行评释,以补陆深、张鼎思二人所没有做过的工作。

郭子章与极为推崇他的李维桢“关系深厚,彼此有通家之好”,郭子章有丧亲之痛时,李维桢写诗悼念,郭子章夫妇年过古稀时,李维桢又“赠送祝寿诗文”,其他诗文互赠、书信往来也都很多。但郭子章在给郭孔延的信中,并没有提到李维桢评论《史通》的著作,而只是以张鼎思在为官时仍“手不释书犹诸生”为例,激励儿子奋发上进,做出前人从没有做过的创新工作。这说明,李维桢尚未着手评论《史通》的写作,否则以郭、李二人的交情,郭子章让儿子评《史通》,“终陆、张二先生功”,又怎能不提李维桢先期开始的著作呢?

约而言之,考究精核,义例严整,文词简古,议论慨慷,《史通》之长也。薄尧、禹而贷(曹)操、丕,惑《春秋》而信《汲冢》,诃(司)马迁而没其长,爱王劭而忘其佞,高自标榜,前无贤哲,《史通》之短也。然则徐坚所云“当置座右”者,以义例言,良非虚誉;而宋祁所云“工诃古人”者,以夸诩言,亦非诬善矣。

这是郭孔延对《史通》全书的整体认识与评价。认为其长处有四个方面,在内容和立论方面“考究精核”,体例方面“义例严整”,遣词造句方面“文词简古”,语言风格方面“议论慨慷”,因而认为徐坚“当置座右”的评价“良非虚誉”。至于《史通》的短处,他讲了三点:一是从维护儒家正统观念方面,批评《史通》对自古相传的尧、禹等圣王多有批评,但对后世以篡夺相仍的曹操、曹丕等人却有所宽贷;对圣人孔子编纂的《春秋》多有抨击指责,但对西晋时出土的汲冢诸书却相信不疑。二是从对具体史家的评价方面,指责《史通》对司马迁批评过多,对其长处论述不多,但对王劭却多有爱护之词,以致“忘其佞”。三是从《史通》的立论方式方面,批评它“高自标榜,前无贤哲”,也就是刘知幾自己在《史通》卷10《自叙》中说的“多讥往哲,喜述前非”,因此郭孔延认为,宋祁在《新唐书》刘知幾本传中批评他“工诃古人”,“亦非诬善”。总的来看,郭孔延从所长、所短两个方面对《史通》进行的评议,是比较符合《史通》的实际情况的。也正因此,当代《史通》研究专家许凌云认为,郭孔延的这一评论和后来清代黄叔琳《史通训故补·序》的评论,“比较实事求是,比较全面,可代表历代的评论”。

延又因之有感焉。子玄自叙《史通》方诸《太玄》,《太玄》数百年后为张衡、陆绩所重,第《史通》“后来张、陆,则未之知”。不谓今千年后,首刻于陆太史,再校于张观察,子玄之平子(张衡)、公纪(陆绩)也。二姓俱同,事岂偶然?亦可谓子玄忠臣矣。

郭孔延的这段“有感”,有几个立言不谨之处。一是写作《太玄》的扬雄(公元前53—公元18)生活在两汉之际,张衡(78—139)生活在东汉中前期,陆绩(187—219)生活在东汉末,因此称“《太玄》数百年后为张衡、陆绩所重”,在时间跨度上未免夸张。二是称《史通》“不谓今千年后,首刻于陆太史,再校于张观察”一句,显然是既忽略了明初蜀藩司刻本,而陆深正是以这个蜀藩司刻本为基础,校刻成新蜀本的,又误把张鼎思当成了继陆深之后校刻《史通》的第二人。其实,在陆深之后、张鼎思之前,张之象(1496—1577)也曾重新校刻《史通》,仅称陆深和张鼎思是“子玄忠臣”,而不提张之象,未免抹煞了张之象的功绩,就是郭孔延自己,后来不也是在得到张之象刻本后,才据之修订自己著作的吗?不过,从下引郭氏文字可知,他最初写这段序言时,并不知道张之象校刻《史通》一事,因此他的这个失误还是可以原谅的。

以上就是现今传世的、郭孔延自家刊刻的《史通评释》修订本卷首郭氏自序的情况,从序言的角度来说,对其书编纂情况的介绍还是比较全面的。但我们却不能不说,仅看这个序言,并不能完整了解郭书的全部编纂情况。因为在完成初刻本后,郭孔延又对其书进行了修订,可是上述序言只是“为‘初刻’所作”,反映的只是初刻本编纂情况,换句话说,郭孔延在刊印修订本时,除了把刊刻时间署为修订再刻时的万历三十二年(1604)夏之外,竟直接沿用了初刻本序言,而没有重新改写,也就未能透露任何有关进一步修订的信息,这些信息只存在于郭孔延在书内写下的按语性文字中。

郭书修订本问世后,由第三者把郭孔延和李维桢各自著作编辑在一起而形成的合刊本《史通》,以“《史通序》”为题,原文照录了郭孔延的这个序言,但删掉了文末所署时间,而且其中个别文字也有错误,好在无关宏旨,可以不论。不过不无遗憾的是,这个合刊本删掉了郭孔延修订其书的有关按语性文字,而明清以来的很多著名学者,只看到了这个合刊本,而没有看到郭家自行刊刻的《史通评释》修订本,因此他们也就未能清晰把握郭书的修订情况,并由此导致一些判断失误。

 

三、郭孔延《史通评释》的修订再刻


郭孔延在其书修订本卷首,以《张碧山先生史通序》为题,全文收录了张之象为自己校刻的《史通》所写序言,然后特地加一“按”语。

延按:张碧山公云间之序,刻于万历丁丑;张慎吾公豫章之刻,成于万历壬寅。相去二十六年,为日已久;云间、姑苏,居又甚咫,何慎吾不见碧山刻也?延初据豫章刻《评释》,不获见云间刻本。书既就,请正李本宁(李维桢)太史,公发云间本来,始得《补注》《因习》二篇全文,而又为延正二百三十馀字,于是《史通》始成全书,而延疏谬之罪少绾一二。夫《史通》一书之校,陆文裕公始之,张慎吾、碧山二公继之,李太史公正之。予小子延得附骥篇末,良亦幸矣!嗟乎,宇宙大矣,又恶知(《史通》之)《体统》《纰缪》《弛张》三篇之亡者,不藏鲁壁汲冢中,亦有时见耶?

据此可知,郭孔延根据张鼎思万历三十年(1602)十月刊刻之《史通》,独立完成《史通评释》初刻本后,才送给李维祯请正的,并非二人相约著书。李维祯在得书后,了解到郭孔延没有见到张之象所校刻的足本《史通》,就回赠给郭孔延一部,并为之修正230馀字,对其评释内容也提出自己的有关意见。这样,郭孔延才从张之象本《史通》“始得《补注》《因习》二篇全文”,形成修订再刻本《史通评释》。而相交甚厚的李维桢在答谢郭孔延赠书之谊时,除了给郭孔延赠书和提些意见外,并没有提到自己已经写成或正在撰写与郭书性质相同的评论《史通》的著作,这说明,李维桢当时尚未撰写评论《史通》的著作。

郭孔延《史通评释》卷5《补注》《因习上》(或作《因习》)二篇在其初刻本中只是残篇,郭孔延除做出评释外,还在《因习上》之末附录了陆深的有关跋语,以说明残篇情况。在修订本中,他先把这个初稿继续保留,然后将得到的这两篇全文刊刻于后,补做了一些注释,并特地加上了两段按语性文字:其一是在《补注》册颠:“李本宁云:‘此二篇,吴中(此指张之象刻本)据宋本,与蜀、江二本(即陆深在蜀校刻本、张鼎思在江西校刻本)大异。’因全录之。”其二是在《因习上》篇末:“或问延曰:子既得云间本《补注》《因习》二篇全文,何不刊误厘正?今存其误者,复刻其全者,何琐也?延曰:不然。二篇之误,陆文裕、张睿父疑之而不能正,不有张碧山宋本、李本宁考订,则朱紫混淆,遂成长夜。延故并存之,一以著文裕、睿父缺疑之慎,一以昭碧山、本宁订误之功,且令学者知校书之难如此。”可见,郭孔延如此大费周折地宁愿承担“繁琐”的批评,而不直接以全文本替代残篇,最主要的还是在感谢李维桢给他提供了张之象刻本《史通》。也就是说,郭孔延不但亲眼看到了张之象本《史通》,而且正是以之补全了《补注》《因习》二篇全文;而李维桢写作《史通评》,也应该是依据其自家所藏的张之象校刻本《史通》,毕竟这才是当时几个通行本中惟一足本的《史通》。

现代史家蒙文通等人曾经梳理、考察明清多种版本的《史通》,他们指出,陆深、张鼎思各自所刻的《补注》《因习》二篇皆有缺误,只有张之象本不缺,但郭孔延据张鼎思本完成的《史通评释》也不缺这两篇,而依据明人王惟俭和清人卢文弨的说法,郭孔延“似未见”张之象本,则他“补此二篇,固又别有据耶?”蒙先生推论说:“李维桢为隆庆进士,为时略先于二张,维桢作《评释》,考其文义,知李氏所见《因习》旧本,原无缺文,郭氏继李为书,其无讹脱,固玄超(张之象)本外,李氏别据一完本也。”这是由郭孔延刻本,进而以年龄长少关系,推论李维桢写书时不能见到张之象、张鼎思刻本,认为李维桢、郭孔延评《史通》时所据版本为张之象刻本之外的“别一完本”。其所得结论与《四库全书总目》不同,但推论方式却十分相似。至于他也认为郭孔延“继李为书”的错误,则在上文已经指出。

不过,《四库全书总目》与蒙先生所言并不正确,因为他们都只见到了李维桢、郭孔延二书合刊本,而没有见到郭孔延《史通评释》修订本的单独刻本。上面提到的郭孔延在《史通评释》卷5全文本的《补注》册颠、《因习》文末写下的两个按语,以及郭孔延在张之象《史通序》之后的“按”语,都在表彰和感谢李维桢为他提供了张之象本《史通》,但合刊本中并没有这三个按语。蒙先生只从明代王惟俭、清代卢文弨等第二手的间接史料进行推论,但并没有见到这三个第一手的直接史料,遂因此致误。

那么,郭孔延在修订其书之际,既已知道张之象的再校《史通》早于张鼎思,他修订自己著作也是利用了李维桢提供的张之象本《史通》,并为此还三次特别感谢李维桢的帮助,他又为什么在《史通评释序》中不提张之象呢?这就涉及到上文所谈的郭氏自序的写作时间问题了。

郭孔延最初独立写作《史通评释》时,底本用的是张鼎思刻本,尚不知道也未见到张之象刻本,因此其初刻本《史通评释序》没有提到张之象,更不会无缘无故提到李维桢。而后来他从李维桢手里得到了张之象刻本《史通》,遂据之补订其书,并将张之象《史通序》收录于卷首,还特地在其后加上一段“按”语来说明他得到张之象刻本的情况,此后又在书内两次写下相关按语。但最后刊行修订本时,郭孔延却没有重新写序或补充一些新的内容,而是沿用了初刻本的《史通评释序》,大概在他看来,有了他在卷首录载的张之象《史通序》后面的“按”语及书内的两个按语,将它们与序言相合,就可以把他如何得到张之象本《史通》并据以修订自己著作的事情说个一清二楚,于是就采取了偷懒的做法,不再重新写序了。

郭孔延不再重新写序的偷懒做法,在他自己当然可以,因为读者确实可以通过将两者相合,很容易地梳理出事情真相。但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由第三者将他所作的评释与李维桢对《史通》的评论合刊在一起的《史通》,虽然还在卷首保留了张之象《史通序》,但却删掉了郭孔延在此序后面所写“按”语及书内的两个相关按语。于是,郭孔延是根据哪一版本《史通》来补正修订《补注》《因习》二篇缺误的,就成了大问题。上面提到的蒙文通的考察失误,问题即出在这里,他只看到了合刊本,而没有看到郭书的单独刻本,自然也就看不到郭孔延的这些按语了。但蒙先生绝不是惟一有此失误者,他在文中只是沿袭王惟俭和卢文弨等人的错误说法,而另一清代校勘《史通》很有成绩的何焯,也对此“大惑不解”,其原因与蒙先生一样,都是没有看到郭书修订本的单独刻本及相关按语,因而也就不知道郭孔延是根据张之象刻本《史通》补正其书的。唉!第三者真是误人不浅,让这些大学者们无端耗费了多少时日!

但话说回来,如果郭孔延把其书初刻本原序和后来写的按语稍加组合,同时修改自己的一些错误,重新形成一个新的序言,也不是件难事,总比他补正有关篇章、补写一些评释和按语后再重新刊刻全书要简易得多,但他却计不出此,以致给后人考察其书徒增无端烦扰。难道是重新刊刻进行得非常急迫,以致来不及重新组织这几篇材料吗?无论如何,我们在慨叹第三者可恨的同时,也不能不说郭孔延本人亦要为此负有一定的连带责任。

 

四、郭孔延《史通评释》凡例评析


郭孔延在其书卷首有《评释凡例》11条,对其注释、评语、校勘等情况都有说明,虽然目前学界对此极少引述,但对说明其书体例、内容和全书结构却是极好的第一手资料,不可等闲视之。

(原书凡例序数皆作“一”,为行文清晰,将全部11条凡例按阿拉伯数字标序,特此说明。)

1.注书:序作书之旨并其作者,未详者缺。

刘知幾在《史通》中,主要是通过评论古今史书的形式发表自己的史学见解,因而内中提到的书名极多。于是郭孔延的第一条凡例,也是讲如何注释《史通》中出现的书名。他的注释要点在史书的内容、宗旨和作者。如《史通评释》(以下多简称《评释》)卷1《六家》中对《逸周书》的注释:“晋太康,汲郡盗发魏安釐王冢,得竹简书,《周书》其一也。凡七十篇,序一篇,在其末。相传以为孔子删书所馀。陈氏(陈振孙)云:文体与古文不相类,似战国后人仿效为之者。李仁父(李焘)曰:刘向、班固所录,并著《周书》七十一篇,且谓孔子删削之馀,而司马迁记武王克殷事盖与此合,岂西汉世已得入中秘,其后稍隐,学者不道,及盗发冢,乃幸复出耶?篇目比汉多同,但缺一耳,必班、刘、司马所见者也。书多驳辞,宜孔子所不取。抑战国处士私相缀续,托周为名。”对郭孔延的注释工作,《四库全书总目》卷89《史通评释》论云:“孔延所释,较有引据,而所征故事,率不著其出典,亦颇有舛漏。”“颇有舛漏”虽在这条《逸周书》注释中表现不明显,但“不著其出典”的缺点则已明白显露出来。不过,其书也并非全“不著其出典”,有些还是注释得相当明确的,如《六家》中“《春秋》家”的末条注释,是节录《新唐书·艺文志》“史部”对编年体史书的著录情况,郭孔延开口便是“《唐志》史录编年类”云云,最后又说:“延按:编年体当附之《春秋》家,《唐志》为详,而《史通》尚略。”不但明确交代了出处,而且还说明了为什么要节录《唐志》的原因,并对《史通》的论述进行了简略的评价。

2.注人:序其爵里,未详者缺。

这条是讲如何注释《史通》中出现的人名。如《评释》卷1《六家》中的两个注释:“孔衍字舒元,孔子二十二世孙也。晋中兴,补中书郎,出为广陵郡,撰述百馀万言。”“张璠,汉人,著《后汉纪》三十卷。徐贾未详。”这两个注释仍“不著其出典”,而张璠是在晋朝时写作编年体《后汉纪》一书的,属于晋朝史学家,郭孔延说他是“汉人”,自然是“颇有舛漏”了。

3.注事:序其事之颠末,未详者缺。

这条是讲注释《史通》中提到的各种事件。如《史通》卷1《六家》中提到:“《国语》云:晋羊舌肸习于《春秋》,悼公使傅其太子。”郭孔延注释此事说:“《国语》:晋悼公与司马侯升台而望,曰:乐夫!对曰:临下之乐则乐矣,德义之乐则未也。公曰:何谓德义?对曰:诸侯之为,日在君侧,以其善行,以其恶戒,可谓德义矣。公曰:孰能?对曰:羊舌肸习于《春秋》。公召叔向,使傅太子彪。(自注:肸即叔向。时孔子未作《春秋》。彪,平公也。)”这就把《史通》中讲到的晋悼公使叔向傅其太子一事的经过原委,注释得相当明晰。

4.以本篇为题,次第注之,不论世与人之先后。

这条是说明注释的排列顺序,以《史通》各篇为单位,一篇之中,按内容先后顺序排列相关注释条目,而不是按照注释条目的时代先后顺序排列。但核之其书可知,也有不符合这一凡例者,如卷1《六家》“尚书家”中第二个注释为“孔衍”的人名注释,但按照孔衍在这节正文中出现的次序,这个注释应该后移于“王劭”之前,位处第五。大概郭孔延是考虑到第一个注释为“孔安国”,遂把孔衍按照同为孔子后人的类别,前移到孔安国之后。这虽是可以理解的变通做法,但恐怕还是应该以凡例所确定的原则为上。

5.评有总评、有细评,总评列于前,细评列于事之后。

由这条凡例可知,郭孔延的评语有“总评”和“细评”的分别,而且他也说了二者的区分标准是“总评列于前,细评列于事之后”,但他在书中并没有直接标示出“总评”“细评”的字样,而是全部使用了“评曰”一词引出评语;加以郭氏评语并非都是在《史通》各整篇原文之后作出的,有些篇章的评释工作是把《史通》整篇原文分成几个内容相对完整、独立的单元进行的,在这些单元中也有评语,因此到底哪些是“总评”、哪些是“细评”,恐怕还不易准确区分开来。从实际操作出发,既然郭孔延本人在书中都笼统地用了“评曰”一词,而没有用他自己分出的“总评”“细评”,那么我们在实际引用论述时,也就可以不明确分别哪个是“总评”、哪个是“细评”,这是最简单的避免矛盾、消除障碍的办法。但从研究的角度说,既然郭孔延有“总评”和“细评”的分别,即使再难以将二者准确区分开来,也应该尝试着有所分析才是。本着这个想法,笔者下面就勉为一试。

考察郭孔延评释的内容,其书各篇结构的形式大致有七种:

第一种是,先顶格书写《史通》一篇正文;然后低一格,以“评曰”开头写出评语,后面没有注释。如卷2《本纪》评释即是如此,只有两条“评曰”,属于有评无释,其中的两条“评曰”应该都是“列于前”的“总评”,而且属于评论该篇整篇内容的全篇性“总评”。因此这种评释形式可以简称为“只有总评”。

第二种是,先顶格书写《史通》一篇正文;然后低一格,写出一条一条各自独立的注释,但没有任何“释曰”之类的开头语(全书注释都是如此),注释条目中也没夹有任何带“评曰”二字开头的评论性条目。如卷20《忤时》评释即是如此,属于“只有注释”。它和上面的“只有总评”一样,都是全书中形式最单纯的。

第三种是,先顶格书写《史通》一篇正文;然后低一格写出“评曰”;接着是注释,注释中没夹有“评曰”条目。如卷2《载言》评释即是如此,由一条“评曰”、四条注释组成。其中的“评曰”当然是属于全篇性的“总评”。因此这种评释形式可以简称为“总评——注释”型。

第四种是,先顶格书写《史通》一篇正文;然后低一格写出注释,在注释过程中,需要对某个注释的相关内容再加评论时,就在该注释后以“评曰”开头,写出一条评语。这种评语,都是对前面注释中有关诸事的评论,属于“列于事之后”的“细评”。如卷2《二体》评释即是如此,在《史通》正文之后是一条注释,然后是对这条注释相关内容的一条“评曰”,之后是七条注释,然后又是一条“评曰”,对之前的六条注释中的人物进行简要分析,并评论《史通》与之有关的论述。因此这种评释形式可以简称为“注释——细评”型。

第五种是,先顶格书写《史通》一个或几个内容单元的正文;然后低一格写出注释,注释中夹有“评曰”条目。因这些“评曰”属于“细评”,因此这种评释形式与上一种相同,也属于“注释——细评”型。

第六种是,先顶格书写《史通》一篇正文;然后低一格写出“评曰”;接着是注释,注释中夹有“评曰”。其中前面的“评曰”是全篇性的“总评”,后面夹在注释中的“评曰”属于“细评”。因此这种评释形式可以简称为“总评——注释——细评”型。

第七种是,先顶格书写《史通》一个或几个内容单元的正文;然后低一格写出“评曰”;接着是注释,注释中或许夹有“评曰”条目。如此循环往复,直到该篇结束。其中前面的“评曰”,是对《史通》一个或几个内容单元的评论,它与全篇性“总评”不同,但与注释中的“细评”也有区别,笔者反复考虑,觉得还是把它们计在“总评”之内为好,是属于单元性的“总评”。由于《史通》一些篇章被郭孔延分成几个意思相对完整、独立的单元,于是就出现多个单元性“总评”,如卷1《六家》篇评释即是如此,而后面夹在注释中的“评曰”属于“细评”,因此这种评释形式可以简称为“总评——注释——细评或总评”型。

根据笔者上面的分析,郭孔延的“总评”实际包含了全篇性“总评”和单元性“总评”两种,但无论哪一种,“总评”多者不过两条,绝大多数只有一条,而且并非每篇或每单元都有,如《二体》全篇就没有“总评”。而“细评”就是专指注释条目中夹杂的“评曰”,因直接针对某“事”,内容更加专门细化,又因注释较多,于是有些篇章的“细评”就相对多些。不过统计全书,“总评”的数量还是要多于“细评”,这很容易理解,因为“细评”是配合着注释来的。而以“总评”和注释的数量相较,自然是注释占了绝大多数。

这些“总评”“细评”的内容,有对刘知幾与《史通》观点的赞同与称扬,有对《史通》观点的探讨、补正与发挥,有对《史通》观点的批评与商榷,有对《史通》内容的补充,有对《史通》引用人物、史事等典故的考证,有对《史通》文字的校勘,有对《史通》论非史家人物的评价,还有对与《史通》议论无关的史书、史家及史学现象、历史人物的评议,用范围广博来评价它的内容所涉,自然是没有问题的,而其观点虽也有不可取甚至错误之处,但正确者、有创见者、对后世史学发展有很大启发者更多,体现出传统史学理论在明代发展的新境地。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各自对象不同,郭氏“总评”和“细评”虽都以“评曰”二字开头,内容上还是有所分别的,但题为李维桢评、郭孔延评释的合刊本《史通》中,对此却没有加以区分,而是在李维桢“评曰”之后,将郭孔延单独刻本中的“总评”、“细评”全部以“附评”开头,逐一罗列,之后才是郭孔延的注释;这样一来,评和注是截然分开了,在形式上显得很是清爽,但却破坏了郭孔延“细评”与相关注释的统一性。

6.已注而复出者某事,注“见某卷”,书于册颠。

按照这个说明,前面已经注释而后面篇章又涉及到的,就在后边相应处的册颠注明“见某卷”。如《评释》卷1《六家》中已有对刘向的注释,卷2《二体》就在“刘向”一句册颠书云:“刘向注,一卷。”这是全书中第一个这样的注释,即是说有关刘向的注释参见第一卷,这里不再注释。不过,在实际操作中,其形式也往往稍有调整,如卷4共有六篇文章,第一篇《论赞》中提到“万石君”石奋和杨王孙时,册颠书云:“万石君注,本卷;杨王孙注,十七卷。”这是《史通》全书中第一次提到这两个人,但此处的册颠注释却是让读者到本卷后面篇章中去查找对万石君的注释,经查,是本卷最后一篇的最后一个注释;而对杨王孙的注释,更是让读者远到第17卷《杂说中》去查找。这就突破了本条凡例的限制,显示出写作中统筹兼顾和进一步修订的痕迹。但按照一般习惯,注释还是放在第一次出现时为好。

7.一人而二、三注者,其人同,其事异,各以其题注之。

这是对上一条的补充说明。同一个人如果多次出现,只要所述事件不同,就分别按所提到的事件来注释。

8.事少、字少者,注见册颠。

9.音义注见册颠。

这两条是对册颠注释的说明。如《评释》卷1《六家》中前四个册颠注释分别为:“《周书》今存”;“开皇、仁寿,隋文改元”;“《家语》《世说》今存”;“‘嗤’音‘笞’,笑也”。事少、字少和音义注三个方面都涉及到了。再如卷5《因习下》标题处的册颠注云:“‘邑里’之目更妥。”这是对该篇传世的两种篇名进行分析,认为题为“邑里”与内容更符合。这也属于“事少、字少”的注释,所以也放入册颠。《史通》卷7《品藻》说:“杨王孙裸葬悖礼,狂狷之徒。”郭孔延在册颠注云:“直往狷决不悖礼,子玄恐未识‘狂狷’。”认为刘知幾对“狂狷”一词的意义理解有误;该篇还曾提到《隋书》“《文苑传》”,郭孔延在册颠注云:“‘文苑’当作‘文学’,《隋书》不名‘文苑’。”另外,郭孔延所见《史通》卷7《探赜》中说:“习凿齿之撰《汉晋春秋》,以刘为伪国者。”他在册颠注云:“考《习传》:‘于三国时,蜀以宗室为正,魏为篡逆。’似未曾以刘为伪。”这是根据《晋书·习凿齿传》对《史通》文字之误进行校勘,因文字不多,也在册颠注出。

需要注意的是,第一,册颠的内容并不都是配合《史通》正文的,还有很多是郭孔延对自己的注释进行自我补充。如《评释》卷1《六家》中对《逸周书》的注释,其第一句是:“晋太康,汲郡盗发魏安釐王冢,得竹简书,《周书》其一也。”郭孔延在此句册颠书云:“太康,晋武帝改元。”在此条之后的王劭注释中,有“湮灭无闻”“乾没荣利”二句,册颠注分别是“‘湮’音‘因’”、“‘乾’音‘干’”。在卷15《点繁》对陶弘景的注释册颠处,郭孔延又对释文中出现的“句曲山”进行补充注释:“句曲山即今茅山,形如‘句’字,初名句曲,后因茅君得道,改茅山。”这条补注,释文中难以容纳,放入册颠却正好合适。第二,册颠的内容并不都是注释,还有一些简短评论也写在上面,相当于人们通称的“眉批”。这些“眉批”的内容也包括多个方面,有的属于史学评论,如卷1《六家》中谈到《国语》时,在该段文末册颠书云:“《国语》文虽华艳,终是零碎,故后作史者不宗焉。”这是全书中第一次出现的评论性册颠注文。卷2《二体》中对“考兹胜负,互有得失”一句,册颠书云:“此是公论。”这类史学评论的内容虽然文字简短,但却是考察郭孔延史学观点的重要材料。有的属于历史评论,包括对历史事件和非史家人物的评论,如《评释》卷2《二体》中,《史通》正文之后是一条有关杞梁的注释,郭孔延在此条注释册颠又有两个文字简短的注释,对其中涉及的历史事件进行解说评论;而卷4《称谓》中“曹操亦难称‘祖’”的册颠评论,卷7《品藻》中“(董)卓是贼臣,谁曰英雄”的册颠评论,都是直接提出与刘知幾相反的人物评价观点。还有的属于对《史通》文意的贯通与发挥,如《史通》卷9《核才》中说:魏晋南北朝以来,史官“凡所拜授,必推文士。遂使握管怀铅,多无铨综之识;连章累牍,罕逢微婉之言。而举俗共以为能,当时莫之敢侮。假令其间有术同(司马)彪、(华)峤,才若班(固)、荀(悦),怀独见之明,负不刊之业,而皆取窘于流俗,见嗤于朋党。遂乃哺糟歠醨,俯同妄作,披褐怀玉,无由自陈。”郭孔延在册颠评云:“此与《忤时篇》同意,子玄自谓也。”卷15《点繁》,郭孔延在册颠注云:“此篇当以本史(即《史通》各条所引史文之原书)参对,然后知其烦简。”

10.《史通》原注,仍分行而注于下。

这是交代如何处理《史通》中刘知幾自己所作的注释。

11.《史通》有蜀刻、有吴刻,原刻错者正之,疑者缺之,以俟再考。

这些版本校勘内容,因文字较少,一般都书于正文相关位置的册颠。如《评释》卷2《世

家》正文有“或传国唯止一身,或袭爵方经数世,虽名班爵胙土,而礼异人君”一句,郭孔延即在此句册颠书云:“一本无‘爵’字。”这当然是指其中的“虽名班爵胙土”说的。同卷《列传》正文说:“如项王立传,而以本纪为名,非唯羽之僭盗,不可同于天子,且推其序,皆作传言,求谓之纪,不可得也。或曰迁纪不可得也。或曰迁纪五帝、夏、殷,亦皆列事而已。”郭孔延在册颠书云:“吴本亡‘或曰迁纪不可得也’八字。”卷3《书志》中,郭孔延在正文“亦有事应可书,宜别标篇题,而古来作者,曾未觉察”一句册颠书云:“吴本‘题’音‘第’。”继而又在该篇正文“何得苟有变而必知其地者哉”一句册颠书云:“吴本‘地’作‘兆’。”不过,清代黄叔琳对郭孔延的版本校勘工作并不看好,曾简明扼要地予以批评说,郭孔延对陆深校刻本《史通》“更以别本雠对,多所窜易”。

除以上《评释凡例》所述情况外,还有几件事情也应说明。一是目录,《史通》宋本和明代陆深、张鼎思等刻本都无外篇10卷的目录,郭孔延将之补全,对此,郭孔延在外篇目录之末有“按”语说明。此后,各种版本的《史通》都将20卷49篇的目录全部列出。其二,在《评释》卷12《古今正史》的注释之后,郭孔延特意附录了《新唐书·艺文志》“史部·正史类”的有关著录情况,然后说:“延按:《史通》此卷目曰‘古今正史’,则自马迁至唐,正史作者悉备此条,故附卷末,以备参考。”这不是评释的内容,但对深入认识《史通·古今正史》全篇有帮助,所以在篇末予以录载。表明郭孔延的注释工作有通盘考虑的全局观念。三是在注释文字之后,郭孔延有时还对注释中的历史人物进行评论,如《评释》卷13《疑古》中,在注释宋宣公命人截杀太子事件之后,郭孔延紧接着说:“延按:宋宣、楚平之恶,千古一律!”此评与《史通》无关,但却说明其评释内容比较广泛,虽重在评释《史通》,但不仅仅局限在《史通》一身。四是注释中有时揭示《史通》观点对后世的影响,如《评释》卷14《申左》的一条注释,引录了宋代胡安国《春秋传》对鲁灭项事件的记述,然后说:“延按:胡氏此说实出子玄。”这一条也超出一般评释的范围,表明郭孔延的注释工作还是视野比较开阔的。

 

五、结语


郭孔延在依据张鼎思刻本《史通》写成《史通评释》初刻本后,请正于李维桢,李维桢阅后得知郭孔延使用的《史通》尚待补足残篇,遂把家藏张之象校刻的足本《史通》赠予郭孔延,于是郭孔延据之补订残篇,形成修订再刻本。他并非像清代以来很多学者所说的那样,没有见到张之象刻本《史通》,相反却是以之作为修订其书的关键。但因他没有重新写序,而是直接沿用了初刻本自序,加上明清以来很多学者没有看到他自家刊行的修订再刻本,以致对他修订其书的情况并不知悉,由此导致种种错误判断。他与李维桢是各自撰写自己评论《史通》的著作的,并没有相约为书,不存在年轻的郭孔延为年长的李维桢续作评释的情况,相反倒是郭孔延写作在前,李维桢反在其后。

 

信息采集:郭玉春

编辑:房晓月

审校:秦艳君 张璐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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