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公镇山耳东村

发表于 讨论求助 2018-12-05 17:32:46



巴公镇山耳东村位于晋城市西北十公里处,全村260户,970余口人,1300亩耕地。该村先后荣获“全国绿色小康村”、“全国造林绿化千佳村”、“全国村镇建设先进村”等10多项国家级荣誉称号。


当你第一次踏进山耳东村,只见群山葱翠,波光粼粼,满目碧绿,一处处新颖别致的农家住宅和一片片生态农业园区掩映在湖光山色之中,宽阔整洁的街道,宛如一幅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画卷。漂亮有序的别墅群、雄伟壮观的综合办公楼、别具风格的农民公园、设施一流的村办幼儿园、小学以及现代化的农民文化活动中心,基础设施应有尽有,再加上治理后的普西山漫山绿色,让生活在这里的百姓怡然自得。




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费孝通题字







山耳东小学




晋城党组织创始人陈立志烈士纪念碑(山耳东人)


难忘的小米(陈立志牺牲回忆记录)

    上世纪40年代,晋城有一位革命家,在太行山南麓的一个小山村里被国民党反动派残忍杀害,此事件给晋城地方党组织和晋豫边区八路军办事处造成了重大损失。今天,让我们聚焦历史的镜头,聆听一位当年见证者的陈诉。

    口述孔三保,执笔贺建国、司惠民、姬宽仁。

    1940年4月20日,日本侵略者的铁蹄第四次踏踞晋城,国民党晋城县党部和国民党晋城县政府被迫四处逃迁,1942年蛰居到晋城东南部柳树口镇一带(时称东政府),办公地点设在柳树口镇黄围村,晋城县县长、国民党军统特务张鸿惠和他的兵丁、家眷迁住在黄围村东院的里院,当时我家住在东院的外院堂屋,两家出入同走一个大门。这样,我们就成了同住一个院的邻居。

    1942年我只有5岁。

    那年春天,东院发生了一件令我犹新的事情。

    一天下午,天色阴沉,我们全家人正围坐在炕上烤火取暖。忽然,我听到院里有嘈杂的脚步声,赶忙爬到窗台上,透过被风吹破的窗户纸小孔,看见张鸿惠和他的一干人站在院里,其中一个陌生中年男子被捆绑着。

    这个中年男子,高高的个子,身着厚厚的棉衣棉裤,外面套着一件长布衫,长方形脸,五官端正,英俊刚毅。

    很快,有两个人抬来一堆铁链镣具(镣具是用老拇指粗的铁棍制成的)放在中年男子面前,有人解开中年男子捆绑的绳索后,接着就被装上了沉重的脚镣和手镣,关进了院子里狭小的东厦口(原是我家做饭用的小屋子,约有4平方米,和我家堂屋斜对门,没有装门),大门外也同时安插了两个扛长枪的岗哨。

    这个中年男子是谁?当时我们全家人都不知道,母亲悄悄说,“这人看上去不像个坏人呀。”

    过了一会儿,东政府一干人离去,姐姐(时年15岁)出去解手,她刚走到院中,忽然,那个中年男子朝着她低声说:“姑娘,来,跟你说件事。”

    姐姐看看院里没有张鸿惠的人,掂着脚尖轻轻走了过去。原来中年男子是让帮他找村里一个叫孔庆成的朋友借被子,以备晚上睡觉用的。姐姐赶快将此事告诉了母亲,娘听后,既害怕恶霸张鸿惠问罪,又可怜中年男子,便和全家人商量,最后还是决定让姐姐按中年男子的意思做了。过了一会儿,孔庆成的妹妹孔月子送来了一条被子。

    春寒料峭,东厦口虽有火炕,但没有生火,到了傍黑,母亲担心中年男子夜里受冻,悄悄去给东厦口挂草帘,刚走过去,听到中年男子正在挪动镣具,中年男子温和地说:“大嫂,脚镣太重,帮我把脚镣抬到炕上,不然我没法睡觉。”

    于是母亲叫上姐姐、哥哥(时年9岁)和我费了好大劲才把脚镣抬到炕上。临走时,中年男子感激地说:“大嫂,谢谢你的关照,待我出去后,一定会来感谢你的。”尽管中年男子很感动,但没有告诉我们他的名字和身份。

    第二天早上,张鸿惠的一干人让我和哥哥去灶房给中年男子打饭。当哥哥把一碗小米饭放到东厦口冰冷的炕上时,那个中年男子把慈善的目光投向了我们,短瞬地对视后,中年男子低沉地说:“好孩子,谢谢了。”

    我哥哥转身回家了,可我不知怎么不愿离开,也许是他那慈善的目光,也许是那碗小米饭的诱惑。中年男子看我没有离开,便艰难地把一勺小米饭喂到我嘴里,我很快咽下了香喷喷的小米饭,接着他又喂了我一勺。就这样,我一勺他一勺,一会儿就把一碗小米饭吃完了,他把碗底朝我一亮,无言地告诉我一切结束了。

    但我还是没有离开,一边看他,一边用舌头舔着嘴角边残留的米粒,他似乎看懂了什么,干脆把碗给了我,我双手接住碗,扣到脸上,把碗底的米汁舔得一干二净。

    那个年代,母亲一人独撑家事,挈儿携女,全家人吃上顿愁下顿,一年难得吃几顿小米饭,幼时的那些憨态举止也算在情理之中,中年男子的小米饭让我弥久难忘。

    就这样,几个月过去了,我和哥哥经常能或多或少吃到中年男子的小米饭。中年男子身带沉重铁镣,除了提审之外,一直蜷缩在东厦口,不曾走出过半步,看到中年男子如此遭难,母亲哭着说:“这人是干啥了?太受罪了。”

    为了照顾中年男子,母亲很少让我们离开院子,我和哥哥除了送水送饭洗碗,还要帮中年男子解系裤带、送马桶、抬铁链等。

    到了夏天,中年男子将自己的棉衣脱掉后,送给了娘,以示对我们全家的谢意,娘不愿接受,但又不愿让中年男子生气,只好给他晾晒后暂存起来。

    一直熬到那年秋冬之交的一天晚上,我们村唱大戏,张鸿惠老婆和丈母娘突然到我家扯着嗓门跟母亲说:“大嫂,今晚晋城四义村戏班子(鸣凤剧团的前身)在咱村下麻地(村里的一块地)搭台演出,咱们姊妹们看戏去!”就这样,母亲和家里所有人被张鸿惠老婆拽着哄着看戏去了。

    夜里看戏回来时,母亲发现大门口的岗哨不见了,感到很蹊跷,因和张鸿惠的家眷相随没有吱声。

    第二天一大早,母亲早早起来去东厦口看,只见门上挂的草帘掉在地上,里面已不见了那个中年男子。

    过了一段时间,母亲听村里人说,唱戏那天晚上,中年男子被张鸿惠一干人带到村西口用裹腿带勒死了,然后又抛尸到野狼野狗经常出没的西岭角地。西岭角地位于黄围村西,当时是东政府屠人的地方,张鸿惠一干人经常白天抓人,晚上在西岭角地将他们处死。

    临刑时,中年男子大声责问张鸿惠一干人,“你们要把我带到哪里去?”,高呼“共产党万岁!”、“身首易分,信仰难易!”,奋力的抗争和破喉的呼喊被淹没在黑沉沉夜里,留下的无奈与悲壮久久地盘绕在黄围上空,回荡在山谷丛林间。

    晋城解放后,当地政府有关人员多次到我家调查那个中年男子被关押杀害的情况,那时我才知道,中年男子是一名共产党员,名字叫陈立志,巴公镇山耳东村人,是晋城县党组织创始人,1927年任晋城县地执委书记,同年受到国民党清党委员会通缉,藏于晋城大十字药店匾额之后幸免被捕,后出走河南。

    1938年,陈立志任晋豫边区八路军办事处副主任,他在当地积极组织爱国青年参加唐天际游击支队,在晋城县和阳城县一带,先后建立了18个晋豫边区合作社,创建军医厂和军鞋厂,有力地支援了太岳边区军民的抗日战争,受到开国中将、时任晋豫边游击支队司令员唐天际的多次嘉奖。1939年,“十二月事变”爆发,陈立志遭到阎锡山政府通缉,国民党八十三师和恶霸豪绅勾结起来对他四处追捕,陈立志再次被迫出走河南,寄于孙殿英新五军部他的同学王廷英师长处,事态平息后又潜回晋城。1942年春,陈立志因革命工作前往河南,途径晋城县柳树口镇一带被国民党反动派诱捕,当地党组织和家人多方营救无果,牺牲时年仅38岁,没能见到即将出生的儿子,为了革命,父子诀别无见。

    1951年“镇反”期间,晋城遥拜场,一声清脆的枪声结束了张鸿惠罪恶暴戾的一生。

    黄围村是一个秀丽的小山村,四周被蓊翠的白皮松林包裹,黄岩褶裂,群峰凝注,时常骤袭的山风似乎在诉说着它曾经的凄苦岁月。

    黄围村从此因陈立志烈士而盛名。

    前些年,上级政府有关人员和陈立志的儿子陈国红专程来黄围村寻找陈立志烈士的尸骨,未有结果。当时,黄围村支部书记孔富昌和村民们积极配合寻找工作,许多村民掩面哭泣,留下了伤心的泪水。原中纪委常委、六届全国政协常委孔祥桢(陈立志是孔祥桢的入党介绍人)对寻找陈立志烈士的尸骨也给予过极大关注。

    2006年,泽州县委、县政府为陈立志烈士在其家乡美丽的山耳东村水库边修建了纪念碑,英灵永垂天地,忠魂回归故里。

    此事件发生已经过去六七十年,每当回忆起那段阴霾岁月的往事,我眼前总能浮现出陈立志烈士身着长袍的高大形象和那黄黄的小米饭。

(文章来至晋城新闻网)


孔祥桢举办茶话会

姬 宽 仁

    1984年北京的冬天,寒风凛冽,然而镶嵌在街道两旁的冬青在飞舞的雪花中依然透着浓浓的绿意,足以让过往的人们忘却寒冷与孤寂……

    在北京一家招待所的大厅里,彩带横挂,笑声朗朗。此时这里正举行着一个特别的同乡茶话会。特邀到场的有:原公安部副部长席国光、原国务院副秘书长郑思远(曾任中共晋城县委第一书记)等一大批在北京工作的晋城籍或曾在晋城工作过的老革命者。

    这是原中纪委常委、原六届全国政协常委孔祥桢同志为晋城树脂厂工人陈国红举办的,尽管会场布置一切从简,但会场气氛热烈之余还是显得那么的不一般。

    孔祥桢缘何要为一个普通工人陈国红举办这样高规格的茶话会呢?事情还得从孔祥桢和陈国红的父亲陈立志说起。

孔祥桢被陈立志引领走上革命道路

    孔祥桢是晋城市泽州县巴公镇北堆村人,1925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晋城市发展的第一个共产党员,是太行山南麓燃烧起的第一颗革命火种。那么是谁把孔祥桢引领到革命道路上的呢?

    我们从《孔祥桢传略》里寻找出了这个人,他叫陈立志,巴公镇山耳东人,是孔祥桢小学的同学。陈立志因为发展孔祥桢等人入党,组织创建中共晋城获泽中学党小组、中共晋城获泽中学党支部,成为晋城第一个党组织的创始人。

    我们从孔祥桢夫人姚汝安的回忆文章里,可以看到孔祥桢入党的一些真实细节。1925年冬,陈立志从太原回家,告诉孔孔祥珍在太原大学已找到党组织,陈立志已经有了党的关系。陈立志还将孔祥桢接到山耳东家里住了三天,白天晚上都给他讲太原的政治活动,动员他参加共产党。难怪孔祥桢回忆那段历史时,风趣地告诉陈国红,他是在被窝里入的党。

    孔祥桢参加革命的决心很大,主要是孔祥桢在晋城获泽中学读书时,陈立志在太原读中学、大学,每次寒暑假回到晋城,给孔祥桢带回一些苏联1917年革命成功的事迹和理论书籍,尤其是“五卅惨案”后,孔祥桢对帝国主义的野蛮霸道,对当时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对中国的黑暗社会深恶痛绝。有了这些思想基础,对于陈立志动员入党一事,孔祥桢毫无过多考虑,满口答应,很快就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应该说,陈立志介绍发展孔祥桢入党,是党组织对孔祥桢人格的信任和共产主义思想进步成熟的认可。

陈立志两度资助孔祥桢

    孔祥桢入党之后,1926年初被太原地执委调往太原一中工作。晋城通往太原遥遥山路近千里,到太原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为了帮助孔祥桢如期赴并,陈立志变卖了家里的一些值钱东西,给孔祥桢凑了盘缠,并缝制了一个可装东西钱褡子。临行时,陈立志又把自家的一头小毛驴子让孔祥桢骑上,驴背上驮着一些红果,孔祥桢装扮成卖红果的小贩秘密前往,一边走,一边卖,机智的越过重重关卡,终于在太原和地下党组织接上了头。八十多年过去了,我们应该感谢陈国红的姥姥,是她把陈国红抚养成人,是她把这些感动后人的真实情节一遍一遍讲给陈国红,红色情节,代代相传。

    1926年8月,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孔祥桢被省委派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路途的盘缠弄得孔祥桢一筹莫展,孔祥桢想了好多办法,但还有很大缺口,这次陈立志又伸出援助之手,东凑西借,给孔祥桢弄到3块大洋,孔祥桢甚为感动。解放后,孔祥桢经常讲给家人听,他说当时1块大洋可以买120斤小米,很值钱。在那个生产力并不发达、经常因缺粮饿死人的年代,120斤小米是一个人半年的口粮,这是何等珍贵啊!

孔祥桢寻找陈立志后代

    1930年孔祥桢从苏联回国后,被派往陕北工作,之后辗转奔波于革命的洪波巨流。建国后,孔祥桢忙于祖国建设事业,曾任国家建委副主任、交通部常务副部长、轻工业部第一副部长等职。“文革”期间,身受囹圄,十年监禁,1978年平反后当选为中纪委常委。已是耄耋之人的孔祥桢,在他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一刻也没有忘记他的革命恩人陈立志。

    1951年镇反期间,孔祥桢得知自己的入党介绍人陈立志于1942年被国民党军统特务、晋城县县长张鸿惠等七个刽子手勒死于晋城县黄围村时,义愤填膺,怒不可遏,写信向当地政府控诉他们的罪恶,并与晋城县副县长孙新交涉,召开了公审大会,首犯张鸿惠被枪决。

    枪决那天,天色阴晦,细雨蒙蒙,姥姥抱着陈国红吃力地爬上公审台,重重打了张鸿惠一记耳光,姥姥的小脚因用力过猛划入公审台板的缝隙中,历史捕捉了这一瞬间镜头,永远留在了时年只有9岁的陈国红的记忆中。

    之后,孔祥桢通过各种渠道寻找陈立志的遗孀及子女从未中断。

    1984年,已是病魔缠身的孔祥桢通过晋城市政府,终于找到了陈立志的遗腹子、时在晋城树脂厂工作的陈国红。为了回报革命恩人陈立志的培育之恩,孔祥桢把陈国红请到北京,专门举办了一次茶话会,出现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

    为了弄清这次茶话会的真实情况,8月27日下午,我和原市信访局副局长秦墨林来到西马匠社区562号,见到了陈国红。现已69岁退休的陈国红,在谈及1984年上北京面见孔祥桢时,情绪激动,两眼闪着泪花,不住地说:“俺孔大伯是好人啊!”

    那次陈国红在北京住了一个多星期,孔祥桢派人陪陈国红看了天安门、毛泽东纪念堂等许多景点。晚上,孔祥桢让陈国红给他唱家乡戏,说家乡事,问陈国红家乡拾粪用的竹编粪叉是否还能看到,告诉陈国红自己会吹家乡的唢呐,等等。

    临行时,孔祥桢送给陈国红500元钱和一件兰呢子大衣,送给陈国红的妻子王新菊一块布料,并把三个子女叫到面前,语重心长地说:“陈立志是我的革命恩人,是晋城第一个党组织的创始人,他为晋城的解放和新中国的诞生献出了宝贵生命,牺牲后的一个多月国红才出生,国红是个苦孩子,是红色后代,你们今后要多帮助国红,我已嘱咐晋城市政府的领导,红色革命后代遇到困难应当帮助和照顾。”

当我们离开陈家时,天色已晚,多病的陈国红迈着沉重的步伐把我们送出家门。借着微弱的灯光,我看见他在几个下岗的孩子们的搀扶下,向我们道别,刹那间,我不禁为他惋惜遗憾:你是晋城第一个党组织创始人的儿子,你却从未见过你慈爱的父亲啊……。

 (作者市委党史研究室工作)


卫生所


文化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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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皇庙

土地庙





山耳东水库除险加固碑记


通途桥








山耳东步道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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