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乌毛氏始迁祖毛镌的祖先渊源考

发表于 讨论求助 2021-02-24 12:36:45

义乌毛氏,亦称绣川毛氏,泛指古今在浙江义乌境内生活的毛氏族人。该支毛姓以绣川自铭,盖源于义乌邑内有绣湖,远近知名。绣湖,又名绣川或绣川湖。明开国文臣之首宋濂《华川书舍记》称:“乌伤有大泽曰华川。唐武德间,尝置华川县,今之所谓绣湖,即其地也。”旧县志载:“绣湖,县治西有湖,广数顷,群峰环列,云霞掩映,烂然若绣,湖因以名。”

绣川毛氏虽落籍义乌至早不过在北宋末年,然至于明万历间已经蔚然成为乌邑望族。且乌邑境内毛姓仅此一氏一籍,别无异族,皆尊北宋毛镌为绣川毛氏族始迁祖,追溯北宋于潜令毛国华为先世祖。最早在元代末年,自八世祖兰谷公(毛畴)始即有编辑家乘,而后毁于兵火,仅存逸稿。明代正德3年又由十四世孙毛彦卿(毛伦、又称湖东公)重新编纂而创始,谱名《毛氏家乘》。

自湖东公创修之后,历经明、清、民国,绣川毛氏族大致每隔二十年就修谱一次,共续修了十七次。由是近千年间世系不紊,截然有序,瓜瓞绵绵,一目了然。更可贵的是绣川毛氏先祖在修谱时,秉持“世远无征,则无强附,无妄援的原则,荣显必录,奥碟必搜,绝无世人所讥修谱俗气尔。正如康熙53年义乌知县熊祖旋为绣川毛氏《康熙甲午重修谱序》中赞誉道:“谱之创始,既无附会之嫌;谱之重修,更无缺略之虑。循名核实,伦序秩然,尊尊亲亲,深得太史公立传之意。诚哉斯言。

绣川毛氏最近的一次修谱是在1995年,距前一次修谱(民国十一年)已然相距七十四年了。间隔虽远,然据哲所知,亦是改开后金华地区民间自发修谱较早者。当年修谱时阻力甚大,时义乌执政者以防止农村里宗派势力、宗族主义和特权思想等封建残余意识复燃的理由对绣川毛氏此次重修谱进行了追缴并集中销毁。所幸天不绝人,祖灵庇佑,有多套宗谱被宗亲们藏匿留存。

哲有幸得以一观的正是这套95年版的《绣川毛氏家乘》。该谱可谓是在民国十一年老谱基础上的续修,老谱卷首一本,卷一至于廿四,计有二十四本,共计二十五本。一至二十二卷(世系、行传、墓图)俱照印自老谱,卷首的谱序部分老谱已经有十九篇,加新修谱序共计廿十篇。除了个别文字有愆误外,基本保留了原稿,这为后人研究绣川毛氏族历史提供了可靠的样本。只是在新修谱序中,并没有对始迁祖毛镌的祖先渊源问题给予详细的考证,是很遗憾的地方。虽然,修谱者可能出于对先辈所定“无强附,无妄援之规,而沿用旧说而未做详考。然作为史学爱好者,哲对毛镌的祖先渊源问题有着天然的旨趣,故不吝管窥蠡测,撰文以考,希冀能清本溯源。

引发哲对毛镌的祖先渊源问题的探究,首先在于我发现,历代绣川毛氏对自己的始迁祖毛镌的认识和说辞有些矛盾的地方。比如,近世的谱序里皆云:“南宋初,毛镌受业于义乌楼图南之门,入赘周氏,定居绣湖之滨,为义乌绣川毛氏始迁祖。”此说最早见诸于明代王世德(时任广东承宣布政司左布政事,永康人,其序为妹婿 毛君成之请而作)撰写的《崇祯丙子重修宗谱序》,兹后各谱序皆或沿其说,或未考据,承袭久之,迨成定论。然哲以为王世德此说甚为突兀,既无源说,亦无它证,实为可疑。

考之始创修者十四世孙毛杰的初修、二修等谱序,俱言先世为宋于潜令毛国华,其子孙散处婺衢严,远居广信,而绣川毛氏源自“巢云居士曰镌者,与乌邑宋进士王公固之孙轴同应乡举,相友善,遂携家徙居凤林”,为义乌毛氏族始迁祖。实无“入赘周氏说”,更无“镌为国华幼子说”。直至嘉靖27年,毛杰弟毛伦重修谱时,有《古稠毛氏家乘重修详衍臆说》一文存世,对绣川毛氏族源流衍脉做了详备的论说,始有“镌为国华公幼子”之论,但亦无“入赘周氏说”,反是说毛镌因与“宋进士王固之孙轴别号凤山者,同应乡举,各治易,工诗赋,相友善,遂避地徙居乌邑之凤林村,与王家为邻,因缔姻焉”。

可见,绣川毛氏族早期的族谱记载,比较严于求真,不可知者宁削不录,如先世仅断自宋于潜令毛国华,非修撰者“非忘非耻”,亦惟其“不售不冒也”,为后世识谱者所推崇。古人修谱因信息闭塞,资料匮乏,世远年湮,羁难考核,以传说为史者不乏其多也,维绣川毛氏兹谱能真传如是,良不易也。

以谱序观之,哲更倾向于早期谱序者为真。虽然,始俢者毛杰并无毛镌为国华幼子说,盖代远年湮,杰秉持“无强附,无妄援”的原则,自镌以上直削不录,拟或有之。然毛镌源自国华公,有八世祖兰谷公(毛畴)即始辑家乘,虽经兵燹之灾,然存有逸稿,且经祖辈口耳相传,应该是可信的。

固欲明毛镌事,必自探究毛国华入手,惜绣川毛氏先辈对此研讨甚少,亦无更多的资料存于谱,以至于始迁祖镌的祖先渊源几成空白。幸甚今网络发达,信息可循,资料渐有发现,可对镌之先世毛国华等的资料作一梳理。

毛国华,字君宝,北宋衢州江山石门镇人,皇佑元年冯京榜进士(见《太平治迹统类》卷二十七)。初以荫补南丰、宣城等地主簿,历官福清、政和、连江、于潜等地县令,元丰间任婺州观察推官,与梅尧臣、苏轼同时。

毛国华能知名于当时和后世,很大程度上与这梅、苏二人有关。苏东坡在杭州期间,多次赴临安“观政问风”,期间就有於潜县令刁璹、继任毛国华等人陪同;刁、毛二令有德政,后人立三賢祠以纪念。

据咸淳临安志卷之七十四载:三賢祠,在縣西一里野翁亭之右,刁璹、毛國華為令有德政,東坡倅杭行縣至潛皆為賦詩,一云“三年吠犬足生氂”,一云“蝗自識人人不識”道其實也。慶元初,令趙彥倓立蘇刁祠名二賢堂,至開禧二年,令胡衛增毛長官像改曰三賢堂,以春秋上丁遣學職祭之。

苏轼首度仕杭从熙宁四年十一月到熙宁七年十月,前后共三年时间,交往的于潜令就有刁璹和继任毛国华二人,可知毛国华大致在熙宁七年左右任职淤潜令。苏轼的“与毛令方尉游西菩寺二首”诗写于熙宁七年(见咸淳临安志卷之八十四“明智寺”条)。《苏轼年谱》卷十三,熙宁七年八月苏轼扑蝗”,“二十七日,还至於潜,晤县令毛国华,与国华及县尉方武游西菩山明智寺,访辩才,遂宿西菩山。”二者可互为参证。

毛国华于潜令任期满后,曾调任婺州观察推官,明万历六年刊本《金华府志》有载“毛国华婺州观察推官 江山人 元佑元年进士”。继毛国华后,练定继任婺州观察推官,淤元丰二年任。自熙宁七年任于潜令始计,三年一任,哲推测毛国华大致在元丰元年任职婺州推官,尔后于元丰二年因受苏轼“乌台诗案”累而去官。有宋人朋万九撰《东坡乌台诗案》载因受累苏轼案收坐人名,国华公名赫然在列。乌台诗案受牵连的共七十多人,其中有二十九位大臣和名士受到不同处分。王诜、苏澈等受贬斥,张方平、司马光等仅因收藏苏轼讽刺文字未申缴入司,各被罚铜二十斤。毛国华与欧阳修、苏舜举等人一样属于虽收藏有苏轼诗句文字,但经根勘后,定案为“承受无讥讽文字”,免受了处罚。经此一役,毛国华亦迹近致仕年龄,去职后未能复职,大概就此退隐林下,落籍于潜。

毛国华的生卒年没有准确的详细资料,但以其同时代人为参照,并结合其它史料,我们能大致推断出他生活的大致年份。哲以为,毛国华比梅尧臣略微年轻,但比苏轼年长。梅尧臣(10021060)字圣俞,宣州宣城(今属安徽)人,宣城古称宛陵,故世称宛陵先生。梅尧臣以诗名于宋世,然仕路坎坷,与国华公有颇有类似。初以从父荫,补太庙斋郎,历桐城、河南、河阳三县主簿,以德兴县令知建德县,又知襄城县,至50岁前皆历任州县吏,皇祐三年(1051)始得宋仁宗召试,赐同进士出身,为太常博士。以欧阳修荐,为国子监直讲,累迁尚书都官员外郎,故世称梅直讲梅都官

国华公其实亦能诗,只是没梅尧臣知名罢了。梅尧臣就有赠诗《读毛秘新新诗》赞毛国华诗作可直追元和诗人。诗曰:毛公明於诗,其系宜善续。前示五长篇,大须倾几曲。岂特元和间,咳唾成珠玉。又有“苏门四学士”之一的晁补之《苕霅行和于潜令毛国华》诗一首存世,可见晁补之是以国华公的诗为唱和的。惜乎国华公的原诗大多已散佚,现在存世诗仅有一首《寿昌寺》。

晁补之的生卒年为公元1053-1110年,和诗大致写于熙宁七至十年国华公于潜令任上,晁补之当时大致是21-24岁,为国华公晚辈。苏轼与国华公于潜会面交往时留有《戏毛国华长官》诗:“今君滞留生二毛,饱听衙鼓眠黄紬。更将嘲笑调朋友,人道獮猴骑土牛。”时年,苏轼为39岁,诗中“生二毛”指的是“白发生”也。白居易有赠元稹诗:不堪红叶青苔地,又是凉风暮雨天。莫怪独吟秋思苦,比君校近二毛年(《秋雨中赠元九》)。可知国华公于潜令上迹近年老矣,宋人致仕大致在70岁,考虑到国华公于潜任后还有过婺州观察推官任期,那么推断熙宁七年时国华公大致60岁上下应大致不差。

又据《政和县志》载,毛国华,字君宝,籍贯浙江江山县人,明道元年(1032年)任知县,景祐年间卸任。梅尧臣的“送毛秘校罢宣城主簿被荐入补令”、“毛君宝秘校将出京示予诗因以答之”这两首诗大致是写于国华公罢宣城主簿而行将赴任福清知县期间。梅尧臣与毛国华的交往大致在天圣年间,其时梅任桐城主簿,国华公任职宣城主簿,而宣城又是是梅尧臣的家乡,桐城距离宣城并不太远,故两人又交往亦在情理之中。天圣九年,梅尧臣调任河南主簿,任职钱惟演幕府主簿,而欧阳修亦任职钱惟演幕府推官,两人由此初识。其时欧阳修25岁,是新科进士,而梅尧臣30岁。送毛秘校两诗应该写于此时。

从以上资料推演,国华公当时年纪大致与欧阳修相仿,或者略年轻二三岁。欧阳修于宋真宗景德4年(公元1007年)生,那么哲推断国华公大致是生于宋真宗大中祥符3年(即公元1010年)。除了欧苏梅三人,当时还有一人可作国华公年龄的参照,那就是国华公的清漾同族宗亲毛维瞻。

毛维瞻,字国镇,于毛国华同属清漾毛氏镇安派后裔,同是毛宝二十世孙德兼公后裔,德兼公生六子,次子安为维瞻高祖,第五子蕴为国华公世祖。维瞻曾祖父毛可游在吴越国官拜大司徒,高祖毛安被赐赠司徒。祖父毛文琠官至吴越国刑部尚书,父亲毛德拱荫赠工部侍郎。毛文琠迁居衢州后复称西安派人。

国华公虽与毛维瞻生活在同时代且年龄较维瞻略大,但国华公比毛维瞻略小一辈,与维瞻子毛滂同为毛宝第二十七世孙。据《清漾毛氏族谱》,国华公父亲为毛士廉,祖父为毛世隆,曾祖父为毛从袭,高祖为毛承绾。承绾父毛延邺为吴越国司徒,承绾生三子从鉴、从袭、从晋。从鉴为贺州刺史毛衷祖父,毛衷父为毛补。毛衷在南唐时官宦贺州,卸任后因战乱不得归,而徙居富川绣峰,是为毛氏广西贺州派始祖。廿六世士廉为从袭孙,自镇安徙葛山,生有二子,长国杰,次国华。

毛注为国杰幼子,字圣可,一字圣远,生于北宋嘉祐年间(1056--1063)。毛国杰举进士,曾为贞州司理。毛注与两兄毛沂、毛蒙都是北宋年间进士。元丰五年(1082,毛注考中进士,先后任南陵、高苑、富阳三县知县,都以治辨称于当时。毛注最知名的事莫过于弹劾丞相蔡京。他先后上疏弹劾奸臣蔡京16次,最终迫使蔡京离开京都,回钱塘养老,一时百官侧目,被誉为“铁面御史”。毛注为清漾毛宝公二十八世裔孙,与维瞻子毛滂生年相同,但晚一辈。

毛维瞻与北宋铁面御史赵抃的先人祖籍俱为江山石门镇人,两家私交甚厚。两位即为同乡,又属姻亲(抃之长房孙女赵英嫁给维瞻子毛滂为妻),致仕后又同居故里(赵抃家居城北书院村,毛维瞻建造白云山房于衢城之西),经常有诗歌往还,闲暇时共享山水悠游之乐,而且说:“不求同年同月生,但愿同年同月死”。后两人果真都在元丰七年逝世,基本上实现了“但愿同年同月死”的心愿,被乡人传为美谈。所以说,毛维瞻的卒年是基本上可以确定无疑的。

有学者研究认为毛维瞻生年为公元1011年,其实不确。他们是简单地将毛维瞻的致仕年前推70年,得出了维瞻生年。但事实是毛维瞻并不是正常的70岁致仕,应该说是元丰五年(1082年)自身提出提前致仕被恩准的。苏辙的《栾城集》卷十一有《送毛君致仕还乡》一诗,当作于是年。其中有“忽闻叩天阍,言旋故山庐。朋友不及谋,亲戚亦惊呼。人生各有意,何暇问俗徒。嗟我好奇节,叹公真丈夫。”可知毛维瞻致仕时大致不满七十岁的。维瞻知筠州时大概60岁多点,子毛滂25岁,而苏辙时年41岁。有资料说赵抃年长二苏三十岁左右。那么维瞻致仕大致在64岁左右,故维瞻比赵抃大致年轻十岁,推知毛维瞻生年大致为宋真宗天禧2年(1018年)左右。

有了这么多同时代人的年龄坐标为参考,国华公的生活时代和宦游经历基本上是清楚的,明道元年前,大致任过几任主簿之类的州县属官,如宣城主簿,然光绪《宣城县志》已失载,梅尧臣的“送毛秘校罢宣城主簿被荐入补令”至少给我们留下了点滴记录。明道元年任福清县令(见清·乾隆《福州府志》),治平年间任职福建政和县知县(见《八闽通志》),熙宁初年任职福建连江县令(见清·乾隆《福州府志》),熙宁七年任职于潜县令(见《咸淳临安志》),元丰元年任婺州观察推官(见明万历《金华府志》)。可以看出,国华公的一生基本上都是宦游在外,在于潜令任上时,国华公大致已经年高,即算有生育了众多子女,其幼子不至于至南宋绍兴间还年轻未婚。故哲推断义乌毛氏族始迁祖毛镌要么非南宋绍兴年间徙居义乌,要么与国华公间或遗失一代先祖名讳,这个从绣川毛氏谱始俢者毛杰的存世谱序中对镌之先祖世系源流的追溯考证隐晦、言语不详,似乎对国华公是否为镌之父,虽有疑却不敢自断亦可略知一二。

哲以为,如绣川毛氏谱序称毛镌与“乌邑宋进士王公固之孙轴同应乡举,相友善,遂携家徙居凤林”的记载无误的话,那么毛镌亦可能是国华公的孙子而非幼子。我们来看下王固的资料,王固(1018-1078)是国华公的同时代人,生卒年比较接近的,他是王彦超五世孙,义乌宋代王姓的第一位进士,原名“王冏”,北宋皇佑五年(1053)中进士。当年科考发榜时,皇帝把“冏”字错念成为“固”。当初,王冏误以为皇上宣读的“王固”不是自己而未敢应答;后经主考官提醒,王冏这才借口自己“耳背”,无奈地接受了皇上“赐”给自己的“王固”之名。王固生有秉集、秉文、秉节、秉操四子,传说四子皆考中进士。其长子自凤林迁居县东沙溪,幼子秉操(1052-1117)迁居(佛堂)下强(双林古市址),则王轴可能是居留凤林之秉文或者秉节子。

王固玄孙王永年于绍圣元年(1094)又中进士,知福州,封安文县开国男。据《凤林大王王氏宗谱》世系表记载,“王悦,字岩老。其父王纵用(秉集)自凤林(赤岸朱店一带)迁居县东沙溪(今稠城街道尚经村南偏东约一公里)。王悦为凤林王氏第七世孙,赠宣奉大夫,子四:永年(生二子一女)、欣年(不继)、彭年(生二子)、乔年(生六子)。王悦四个儿子中,老大王永年(10571127年),绍圣元年甲戌岁(1094年)进士,知福州,封文安县开国男,食邑二百户,赠正议大夫。”

从王固的玄孙王永年与幼子秉操生年接近的情形看,毛镌为国华公的幼子的可能性也不是不存在,但绝无可能是受业楼图南之门,因为无论是王固的玄孙还是孙子生活的年代大致在楼图南之前,而不可能是在其之后。可以说若为楼图南学生,则不可能为国华公幼子,因楼图南生于1108年,为宋室南渡以后义乌举进士第一人。

看似山穷水尽疑无路,其实还可以换一种思路,因为绣川毛氏族四世祖毛炳中过进士,资料还是有的,可以从此入手。据嘉庆《义乌县志》卷十四《儒林》载:毛炳,字伯光,初游东莱之门,后沐西山之教,专心正学,克绍薪传。又据《义乌志》人物传:毛炳,为吕祖谦弟子。宝庆二年(1226)进士,历任安康推官、瑞州判官。因抗金有功,提兵部郎中,升天章阁待制,官至宝谟阁学士。史弥远擅政,屡上书,屏斥不纳,忧郁成病,致仕归,卒于富春江舟中。

毛炳是绣川毛氏始迁祖毛镌的玄孙,从资料看,毛炳的卒年大致是史弥远擅政时期,那么可知其中进士时已年高。又从毛炳年轻时曾游学于东莱吕祖谦(1137-1181)、西山先生蔡元定(11351198)门下的经历看,那么毛炳的生活时代大致在1160-1230年左右,按照百年四代人的生育规律看,毛镌生于1070年前后还是符合绣川毛氏谱载世系,亦符合毛国华幼子说的。从毛炳的资料来看,炳之曾祖父毛镌“受业于义乌楼图南之门”的说法是可笑的,完全不可能的。最有可能的是绣川毛氏谱将毛炳曾受业于义乌楼图南之门之事移嫁到了曾祖父毛镌头上,造就了如今考据的困局。

哲很困惑为何绣川毛氏族对自己先祖的资料比较含糊,观始俢谱者毛杰序才始释然。其实在毛杰时,对四世祖毛炳的资料就有些不清楚了,何谈毛镌。如其在谱序里称:“兹谱之辑肇自宋世国华者以续姬裔,志本也。祀则独自寿五以讫今祖,志杀也。”若炳之生卒年月明了的话,祀则何必自八世祖寿五始焉。当然亦不能苛求先辈,在古代信息闭塞的情形下,能秉持“无妄援、无强附”,舍炳而独自寿五祀,非一般人能为也,臻哉,斯谱也,美哉,斯氏也。

综上所述,哲以为,绣川毛氏族始迁祖毛镌应该是国华公幼子,但徙居义乌绝非在南宋绍兴年间,推测大致是元丰年间,因国华公宦职婺州观察推官,幼子镌游学义乌,与凤林王氏王固之孙轴相友善,遂徙居义乌凤林。“游学于楼图南之门”的大概是镌之玄孙毛炳,明人王世德不察,以致误记为毛镌之事,致使谱载与图经相互抵牾,谬误遗传数百年而无人矫正,实憾事也。

 

 

毛家小子天哲于浙江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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