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复灭【五】-蟒断两汉【西汉】

发表于 讨论求助 2018-12-06 17:56:08




 

  在河南省永城市芒山镇文物管理所西南角,每当夜幕降临,总有人们络绎不绝地来到一座“汉高祖斩蛇碑”前,听讲解员秉灯讲解刘邦斩蛇的悠远故事。说起刘邦斩蛇,据《史记·高祖本纪》记载,还真有其事呢。秦朝末年,刘邦作为沛县的泗水亭长,奉县令之命,押送一批罪犯到骊山修秦皇陵。不料刚出了县境,就有几名罪犯跑掉了;走了数十里,又有几名不见了;晚上投宿的时候,查点人数,比出县境的时候又少了一大半。刘邦心里捉摸,照这样走下去,到了骊山,肯定就剩下自己一个光杆儿司令了,不如做个人情,让大家散去吧。想到这里,刘邦就说明了自己的想法,大部分人都散去了。有几个无家可归的人认为刘邦够意气,就决定追随他,浪迹天涯。

  这些人不敢走大路,也不敢住店,披星戴月,向芒砀山方向出逃。忽然,一条大蟒蛇拦住了他们的去路,对刘邦说:“你是真命天子,将来会荣登至尊。”但它却不肯让路,刘邦提起剑就要砍过去,大蟒蛇又说:“你斩我的头,我乱你的头;你斩我的尾,我乱你的尾。”乘着酒力,刘邦挥剑将大蟒蛇拦腰斩断。大蟒蛇死后,化为一股白气,向刘邦索命,刘邦随口说:“高山之上,哪有什么命啊?到平地再还吧。”后来,刘氏汉室虽然有长达四百余年的基业,但在汉平帝时,却被由大蟒蛇转化成的王莽拦腰斩断,横出一个为时十五年的新朝。当然,这只是一个传说,并不可信。那么,刘邦所建立的汉朝究竟是怎样被王莽拦腰斩断的呢?

艰难度日

  刘邦建立的汉朝,千疮百孔,物资匮乏,以至于皇帝都不能找到四匹纯色的马驾车,将相大臣就更不用说了,他们就更加寒碜,只能使用牛车。所以,从汉高祖刘邦,中经汉惠帝、吕后、汉文帝,到汉景帝,都奉行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使得社会生产逐渐恢复,人民生活安居乐业。到了武帝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达到了一个高峰,终成一代盛世。

  刘邦认为,秦朝二世而亡的原因之一是没有得到同姓王的帮助,所以他把自己的兄弟、子侄分封到全国各地为王,力图建立拱卫王室的屏障。汉初,朝廷直接统治的领土仅十五郡,其余都分封给诸侯王了,几乎恢复了战国时的割据局面,这种做法是自西周以来“封建”思想的继续,有一定的可行性。但是随着宗室血缘的疏远,一些地方诸侯不但不去拱卫王室,反而试图夺取中央权力,汉文帝时爆发的“七国之乱”就是明证。汉武帝深感威胁,便以诸侯奉献的黄金成色不好或分量不足为借口,一次废除了106个王和侯的爵位。基本解决了中央与地方诸侯的矛盾,加强了中央集权。在处理对西北匈奴的关系问题上,汉初采取“和亲”政策,把公主嫁与单于,并赠以大量的绣、锦、絮、缯、酒等礼物,以换取暂时的安宁。

  和亲就是对匈奴忍辱退让,但在当时却有利于人民的休息。加上田租轻微,徭役较少,农民得到五六十年的休养生息的时间,社会经济繁荣了。汉景帝末年,地方官府的仓里装满了粮食;库里装满了铜钱。朝廷所藏的钱,积累到好几百亿,钱串子烂了,散钱无法计算。粮食新旧堆积,任其腐烂。正是有了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作后盾,武帝一改与民休息政策而用尽民力。汉武帝主动出击,派李广利、卫青、霍去病等年轻将领深入大漠,勒石燕然,却匈奴于漠北,一举消除了困扰汉朝近百年的北方边患。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元曲作家张养浩的《山坡羊·潼关怀古》这首小令是西汉初年百姓生活的真实写照。汉初,汉高祖开始重新分配大量的抛荒土地,第一批得到土地的当然是皇室成员,其次是有功之臣,再次是秦朝的旧地主,接下来是帮着刘邦打天下的中下级官兵,他们也得到了大概可以勉强养家糊口的土地。鲁迅曾经说过,中国的历史其实就是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和连奴隶都做不了的时代。当中国的农民可以做奴隶的时候,他们已经心满意足了。最初,农民依靠一小块土地,勉强可以度日。然而,不久他们就面临着新的生存压力——越来越沉重的赋税和由此带来的土地兼并。汉武帝时期,董仲舒建议实行“限田政策”,也就是限制富室大族拥有田地的数量,避免失去土地的农民流离失所,引起社会动乱,这一政策的实际效果却相当有限。宣帝、成帝、元帝、哀帝都没有解决土地兼并问题,这在某种程度上给了王莽篡汉以可乘之机。

昭宣中兴

  毛泽东的《沁园春·雪》中曾经提到“秦皇汉武”,“秦皇”,指秦始皇嬴政,他一手缔造了中国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秦;“汉武”,指汉武帝刘彻,他一手把汉朝推向顶峰,也一手把汉朝推向危险的边缘。汉武帝和秦始皇相提并论,自然二人都是一代英雄豪杰。其中,还有一层比较深刻的含义,那就是在许多方面,汉武帝和秦始皇都有着惊人的相似。比如,他们都好大喜功,连年对外战争,对内大修宫苑神祠,实行严刑竣法,多次巡游全国。

  汉武帝的“文治武功”,使得汉朝积累了几十年的国库几乎消耗殆尽。受战争影响最深重的自然是农民,汉武帝为取得大量财物,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田30亩按100亩征收租税,口钱20改为237岁起算改为3岁起算(汉制,民生七岁至14岁每人每年纳口钱20),贫民生子多杀死。农民穷困破产,富人乘机大肆掠夺。汉武帝晚年,许多地区已爆发了规模大小不等的起义。可贵的是,汉武帝发现了问题所在,一方面痛下了“轮台罪己之诏”,反省自己的过失,表示要发展生产,与民休息;其次,他选择了合适的继承人和辅政大臣。汉武帝去世时,继立的昭帝年仅8岁,一切政事都由辅政大臣霍光全权处理。霍光辅政期间和此后继位的宣帝都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汉代社会一度又出现了“昭宣中兴”的局面。

  汉昭帝和汉宣帝统治时期,统治者一改汉武帝前期的好大喜功政策,复行无为政治,采用休养生息的政策,七次颁布减免田租、算赋、口赋以及其它杂税的诏令,六次颁布照常贷给粮种和食物的诏令,使流亡农民陆续回到故乡来。另外规定,凡是郡国遭受地震、水旱灾害之时,当地当年的租赋、徭役都会全部免除。汉昭帝下诏废除苛捐杂税,宣帝下令降低食盐的价格,禁止官吏擅自征发徭役,注意减轻农民的负担。由于这些政策的实施,濒临崩溃的西汉经济逐渐得到恢复,粮食剩余。沿边地区设立的常平仓,是农业生产发展的有力证据。

  为了保证政策法令的贯彻,汉昭帝和汉宣帝都十分重视吏治。他们大力改革弊政,澄清吏治,尤其重视地方官吏的选举。对于刺史、守、相这类职官的人选,一定要先由大臣推举,皇帝亲自召见,询问他们治理国家的政策措施,以决定是否任用。汉宣帝还大力褒奖清明廉洁的官员,从政绩卓著的地方官员中选拔公卿大臣。颖川太守黄霸抚养鳏寡,救助贫穷,于是就下诏褒奖他为“贤人君子”,赐爵关内侯,赏黄金百斤。

  为了缓和社会矛盾,昭帝于公元前88年颁布特赦令。汉宣帝亲政后,也废除了汉武帝时的许多酷法,如下令凡是触犯他名讳的人免于追究刑事责任。汉宣帝专门设置了“廷尉”一官,以解决疑案、平反冤狱,并且把审理案件的好坏作为考核官吏的一项重要内容。

  昭、宣时期这些政治、经济措施的实行,使一度风雨飘摇的西汉皇朝又转危为安,兴盛起来,史称“昭宣中兴”。公元前52年(甘露二年),匈奴呼韩邪单于自愿称臣降服,对外战争停止。西汉极盛时期达到了顶点,由此转入衰亡时期。

成哀腐败

  虽然汉元帝一生节俭,但是因为他用人不当,最终使得西汉王朝走向了下坡路。到了汉成帝时,朝政更加混乱,人民生活日益困苦。外戚、宗室、公主、王、侯、大官僚等政治上有权力的人,多行兼并,成为新兴的上层豪强,原来的地主豪强商贾豪强,政治上日渐衰弱。

  新旧豪强下层豪强。他们在兼并土地,掠夺奴隶上有矛盾,但在破坏中央集权上,则起着一致的作用。

  历史上,汉成帝是一个以昏庸出名的皇帝,从小就知道吃喝玩乐,不学无术;继承皇位后,更加肆无忌惮,热衷于寻欢作乐,终因好色丧了命。

  “瘦燕肥环”的典故里,“肥环”指的是杨玉环,“瘦燕”就是成帝时美女赵飞燕。赵飞燕的秀丽姿容、轻盈身材和出众舞技,在后宫中出类拔萃,卓尔不群。为了紧紧抓住汉成帝的心,她又把容貌更胜自己一筹的妹妹赵合德推荐给了汉成帝。赵合德的美貌令汉成帝惊羡不已,她的柔情更令汉成帝为之倾倒。汉成帝一刻见不到赵氏姐妹,便心神不安;赵氏姐妹的话,汉成帝无不言听计从,朝政因此而荒废。

  班婕妤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才女,成帝对之宠爱异常。一次成帝游兴大发,要班婕妤同辇一游,班婕妤推辞说:“古代贤君出游都有名臣在侧,只有夏商周三代亡国之君才由宠妾陪同,今天你要学亡国之君吗?”忙于贪欢的成帝把政事全部委托于外戚王氏集团。成帝即位后,尊其生母王政君为皇太后,由此拉开了王氏家族专权擅政的帷幕。在汉成帝在位的二十多年里,王氏家族先后有十人封侯,五人相继为大司马大将军兼领尚书,掌控了汉王朝的军政大权。

  继立的汉哀帝不仅重用外戚,还宠爱佞幸。哀帝在位期间,祖母傅氏家族和母亲丁氏家族势力大长,把持了朝政。他们滥杀无辜,胡作非为,把大汉朝廷搅得是乌烟瘴气。汉哀帝虽不好女色,却独好男风,对仪貌秀美、胜过六宫粉黛的董贤,大加宠爱。说起汉哀帝对董贤的宠爱,历史上还留传了这么一段故事。有一次,汉哀帝和董贤同床共枕,汉哀帝想起身时,不料董贤的身体却压着了他的衣袖,为了不惊醒“心爱人”,他不惜割断了自己的衣袖。

  这就是“断袖”的来历。汉哀帝不仅赏赐董贤大量的珍宝财物、良田府邸,甚至想把皇位传给他。如此昏庸的汉哀帝,怎么能够治理好大汉皇朝?汉王室的灭亡也是迟早的事情。

  汉哀帝时期,大臣鲍宣非常痛心地指出:公卿大臣和地方长官大都贪污残暴成风,地主花天酒地、成癖成性,农民流离失所,有“七亡”、“七死”,就是没有办法活下去。所谓“七亡”,是指使人民丧失财产的七件事情,即水旱天灾、苛捐杂税、贪官污吏的掠夺、豪强地主的兼并、国家徭役耽误农时、地方杂差影响生产、盗贼抢劫平民财物;“七死”,是指危害人民生命的七件事情,即酷吏打死、判刑从重、冤陷无罪、盗贼伤害、相互仇杀、荒年饥饿、瘟疫疾病。在这种混乱的情况下,人民生命财产毫无保障,国家要想安定,那简直就是天方夜谭。鲍宣这些话,丝毫也不能阻止上下层豪强的肆意兼并。

  汉朝后期的社会危机,最突出的矛盾有两个:一个是土地高度集中,一个是奴婢无限增加。奴婢问题和土地兼并问题又是密不可分的,其实质都是农民问题。因为土地兼并,农民丧失了土地,无以为生,他们先是变卖家产,然后卖妻鬻子,最后,他们穷的只剩下自身。

  于是,他们只能把自己卖为奴婢,这是他们生存的唯一出路。汉朝建立之初,由于大饥荒,许多百姓变卖子女为奴。当时曾出现固定性的人口市场,为卖一个好价钱,有的奴婢被主人精心打扮,更多的奴婢和牛马关在一起出卖。到汉朝后期,奴婢的数量急剧增加,朝廷掌握的自耕农数量则大量减少。这样,向国家纳税的人口锐减,国家财政更加困难。奴婢的大量存在,反应了西汉后期严重的土地兼并,社会危机日益加深。

王莽代汉

  “昭宣中兴”之后,稍微缓和的农民起义又如星星之火一般在中原大地上燃烧起来。汉朝天下岌岌可危。随着社会危机的加剧,人们普遍意识到,他们不能照旧生活下去,社会不能照旧发展下去,统治者也不能照旧统治下去,必须有所改变。人心思变,关键在于怎么样变。有些人主张“限田限奴”,实行自上而下的社会改革,结果行不通;有些人主张选贤任能,选取刘姓家族中有才能的人做皇帝,结果也失败了。人们逐渐对西汉皇朝失去了信心,对刘氏的统治失去了信心,认为汉朝气数已尽,希望“异姓受命”,要求皇帝退位,把皇位传给贤人。社会矛盾异常尖锐,皇帝完全陷入绝望的困境里,连最忠于汉朝的宗室刘向也认为汉朝的命运已经完结了。此时,上层豪强的代表王莽粉墨登场了。他的变革分两步:一是代汉自立;二是维护新政。“革新”失败后,社会更加动荡。

  王莽,字巨君,是皇太后王政君弟弟王曼的儿子。王莽的父辈中九人封侯,同辈兄弟中或者拜官晋爵,或者乘时奢侈,过着声色犬马的生活。只有王莽,由于父亲早死,孤苦怜仃。

  但王莽聪明伶俐,虚心向当时著名的学者陈参学习礼法,不仅受到了儒生的欢迎,而且赢得了皇太后的欢心;在家里,他特别孝顺自己的母亲,照顾早寡的嫂嫂,养育丧父的侄儿;在外面,他没有像一般人那样阿谀奉承达官显贵,而是广泛结交知名人士,有礼貌的侍奉叔伯。

  有一次,大司马大将军王凤——王莽的伯父生病时,王莽就像亲生儿子一样,在王凤身边端茶送水,递汤喂药。王凤每次喝药时,王莽都会先自己尝过之后,才会送到他的嘴边。这样,几个月衣不解带的侍候,使得王莽蓬头垢面。如此行为,当然使王凤感动得一塌糊涂。随后,王莽就开始逐渐地升官晋爵。人们都说,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加官晋爵的王莽并没有骄傲,相反,他的官爵越高,行为却越加恭谨,所得资财也大都用来赠送宾客,供给名士。38岁时,王莽就取得了大司马大将军的职位,这对他的政治生涯来说,是非常关键的一步。此时的王莽,反而越加简朴,越加沽名钓誉。有一次,他的母亲生病了,公卿列侯都争相派自己的夫人前去探望。当这些身着绫罗绸缎、花枝招展的夫人来到王莽家时,一个打扮极其简朴的人出来迎接她们。众夫人心想,这是王家的哪个奴婢呀?怎么穿的这么朴素?

  一问,众夫人惊讶:原来这就是大司马大将军——王莽的夫人。

  正当王莽踌躇满志之时,成帝去世,哀帝即位。随着哀帝的继位,王莽的靠山——王政君被尊为太皇太后,但是失去了权力,王莽下野,并一度回到了自己的封国。此时,得势的是傅氏和丁氏家族,他们纷纷涌入京师,挤入朝廷。在封国这段期间,王莽依然克己节俭,结交儒生,沽名钓誉,韬光养晦。口碑如此之好,为人如此仁义的王莽,竟然被一群乌烟瘴气的小人撵下了政治舞台,为此,有许多人为他鸣冤叫屈,一部分人甚至辞官不做。为了堵住悠悠之口,哀帝以侍候王太后的名义,把王莽重新召回到京师。一年后,傅太后、丁太后、哀帝先后去世,哀帝无子。此时,年近70的王太后重新出山收拾残局,选立年仅9岁的中山王为汉平帝,委军国大政于王莽。从此,王莽又重新回到了政治舞台上,大权在握,成为事实上的皇帝。王莽的野心急剧膨胀,他要做真真正正的皇帝,要把自己变成人人称呼“万岁万万岁”的真皇帝。

  鲍元元年,王莽胁迫王太后,封自己为太傅、“安汉公”,取得了当年周公在周成王初年的权力。次年,他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汉平帝,成为皇后。公元4年,他强迫王太后加封自己为“宰衡、位上公”。接着,王莽又以“加九次”的封赏使自己具有皇帝的威仪。王莽一步一步的走近皇帝的宝座,汉平帝一步一步的走近死亡的深渊。王莽假借天命,征集天下通今博古之士及吏民48万人齐集京师,上书皇太后要求重赏王莽。于是,“告安汉公莽为皇帝”的天书就应运而生,王莽也就理所应当的由“安汉公”而变为摄皇帝、假皇帝。为了更便于自己荣登九五至尊,在汉平帝死后,王莽立了年仅两岁的子婴为皇帝。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此时,王莽之心,也是天下人皆知了。对刘汉皇朝忠心耿耿的刘崇、翟义当然看不惯王莽一幕一幕的闹剧,他们率领几十万人,起兵反抗假皇帝的统治。

  很不幸,假皇帝拥有上天的保护,很快平息了这些叛乱。接着,王莽应该作真皇帝的符命就接踵而至。在上天的强烈愿望下,王莽宣布接受天命,改国号为“新”,走完了代汉的最后一幕。

  王莽代汉之所以能够成功,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刘汉皇朝的腐败无能所造成的整个社会对改朝换代的期盼。除了刘崇、翟义的叛乱外,王莽几乎没有遇到什么阻力。另外,王莽在政和在野期间的所作所为,也使他几乎成为众望所归的人物。王莽做大司马时,大封汉宗室及汉初以来的功臣子孙,又大封王莽亲信数百人为各级贵族,得到了刘派王派两种上层豪强的拥护;又在劳动人民中制造影响,其子王获杀死奴隶,王莽令其自尽偿命。郡国发生旱灾,王莽献钱百万,献地百顷分配给贫民。因此,王莽得到了自上而下的拥护。而到了现在,王莽则早已成为“窃国大盗”的代名词。如果离开“袒刘”的立场,按照唯物主义评价人物的标准,那么王莽仍然不失为中国历史上一个极有胆识的政治家。

新朝改制

  当王莽稳稳当当地坐上皇位之时,他面对的天下并非太平盛世,而是一个亟待收拾的烂摊子,一个危机四伏、四面楚歌的烂摊子。王莽深知,不痛下决心改革,弊政绝无革除的可能,他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新朝改制,其中最主要的措施就是针对西汉社会后期的两大顽疾——土地和奴婢而进行的。针对严重的土地兼并,王莽提出了“王田制”,具体措施就是:把民间的田地更名为“王田”,属于朝廷所有,个人不得买卖;如果一家男子不到八个人,而田地却超过了九百亩,那么,这个家庭就应该把多余的田地分配给本族或邻居中没有田地的人们;原来没有田地的人,按照每个男子一百亩的标准分配田地。“王田制”具有很大的空想性,不论是对大土地所有者的限制,还是对农民的均田,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以至后来的封建社会,都是不可能实现的。“王田制”,对于大土地所有者来说,无疑就是虎口夺食,无疑就是无条件的剥夺他们占有的土地,这理所当然地遭到了他们强烈反对;“王田制”,对于贫苦农民来说,看似极具吸引力,但画饼不能充饥,望梅止渴之举反而会引起农民更大的怨愤。因此“王田制”在实施的过程中遇到了极大的阻力。再之制度本身不严密,存在许多漏洞,一些执行者就营私舞弊,带头破坏。结果,“王田制”不仅没有解决土地兼并问题,反而带来了更大的社会混乱,王莽不得不下令废除。

  “私属制”是王莽试图改革奴婢问题的重大举措。“私属制”,就是把民间的奴婢更名为私属,不允许买卖,以区别朝廷的官奴。显然,“私属制”不是反对奴婢的占有和使用,而是为了保持私人占有奴婢的现状,防止越来越多的人沦为私人奴婢,避免影响到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利益。然而,奴婢问题和土地问题是密不可分的,解决不了土地问题,奴婢问题也无从解决。由于“私属制”限制和妨碍了地主阶级的利益,自然引起了他们强烈的不满、反对和抵制。对农民而言,虽然奴婢的生活几与牲畜无异,非常痛苦,地位非常底下,但是,卖身为奴无疑是他们无以为生的一条出路。王莽的改革把他们唯一的生路也给堵死了,这不等于是把他们逼上梁山吗?

  王莽的第二项改革是“五均”、“赊贷”、“六管”。“五均”是动用国家力量平抑商品的市场价格,具体是在都城长安以及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等五个城市设立五均官,由他们对商品经营和物价进行监督管理。如果某一商品的市场价格过高,他们就以平价抛售掌握的商品,以平抑物价;如果市场价格过低,则听其买卖,自由交易;对于五谷、布帛、丝绵等日用品,凡是卖不出去的,国家就会以成本价收购。“赊”,是指在老百姓无钱从事丧葬或祭祀活动时,由政府提供无息贷款;“贷”,是指在老百姓想要创业或者继续发展自己的事业但缺少资金时,政府给其低息贷款,“赊贷”政策,亦由五均官管理。王莽又采纳大臣鲁匡的建议,实行“六管”政策,即由国家对酒、盐、铁、名山大泽、“五均”、“赊贷”以及铁治铜冶等工商业实行统一管理。这些措施的实施,不但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反而使物价、市场、社会等陷入更大的混乱。但是,造成混乱的原因并不在于政策本身不好,并不在于王莽的设想不好,而是用人不当。如在没有任何监督的情况下,王莽就任用富商大贾张长叔、薛子仲等人担任五均官,这不是等于授予他们鱼肉百姓的合法权利吗?他们和地方官员互相勾结,利用特权,敲诈勒索百姓,这样的政策执行者怎么可能成为政策真正的贯彻实施者呢?

  王莽的币制改革近乎荒唐。他不但把早已停止不用的贝壳、龟甲等都恢复为货币,并且乱定货币之间的比价。每进行一次币制改革,都会使一部分老百姓破产,都会增加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从根本上说,王莽的币制改革否定了货币运动的客观规律,注定了失败的命运。

  另外,王莽对官爵、行政区划、礼乐等制度都进行了广泛的改革,结果是越改越乱。改制期间,王莽附加了严刑峻法,许多人由于违反新法而沦为官奴婢,社会因此更加混乱不堪。

  王莽改制,确实存在着食古不化、迂腐琐碎的毛病,但是,他也真正地看到了西汉后期所存在的社会弊端。许多政策法令均包含一定的合理性,含有关心民间疾苦的成分。实际上,像土地兼并、奴婢买卖这样的问题,在古代社会里是很难解决的。所以,我们怎能去苛求一个地主阶级的改革家——王莽能够毕其功于一役呢?在新朝任职的桓谭曾经评论说,王莽的缺点在于不识大体:一是自以为是,不听下属的劝告;二是事事仿古,只知道古代圣贤制度好,而不明白自己不可能执行;三是任人唯亲,不知道选举良材。这种评价,倒不失为比较客观的评价。

  王莽的对内改革造成了社会的一片混乱,对周边少数民族也带来了连绵的战火。为了显示新朝的统治威力,王莽下令把原来对周边少数民族首领诸王的称号一律降称为侯。另外,王莽又派出王奇等人,分成五路出发,一方面向周边地方政权宣讲新朝建立是天命的安排以及他的威德,另一方面收回汉朝的印绶,改发新朝的印绶。贬低封号的做法和钦差大臣傲慢的态度,引发边地部落的普遍不满,在西北、华北和辽东等广大地区都燃起了战火,激起了旷日持久的战争。为应付战争,王莽大量募集丁男、罪囚和奴隶等,充作战争的先锋;为了战争,王莽下令征收新税,全天下的人都要交纳自己资产的三十分之一充作军费。各级官吏就更惨了,不但要纳军费,而且要按照官阶等级保养军马。许多官宦和百姓倾家荡产,甚至家破人亡。新朝对少数民族的战争,造成了中原疲敝,海内虚耗,骚乱四起的严重后果,它是新莽政权迅速垮台的重要原因之一。

  王莽的新朝,本来给许多人带来了光明和希望。但是,“王田制”、“私属制”的失败,农民开始起义;“五均”、“赊贷”、“六管”政策的失败,小堡商主也参加到起义队伍中来;由于“五均”、“赊贷”、“六管”政策同样损害了商贾和高利贷商人的利益,这些人也站到了反对王莽的对立面;新朝对于少数民族的战争,把越来越多的人逼上了梁山。

豪杰并起

  带给无数人希望的王莽改制,又给无数人带来了绝望。作为王莽统治基础的上层豪强与无市籍的下层豪强,也渐渐离开王莽。王莽废汉诸侯王为民,刘姓上层豪强不满加剧,大封新的公侯过多过滥,又无钱奉养,有些新贵甚至为人佣工度日,下层豪强也怨恨不已。又没收官吏财产五分之四充公,允许奴婢告发主人,地主阶级也愤怒了。王莽统治彻底失去了统治基础,只有败亡一途。在这种情况之下,农民大起义爆发了。

  起义最初从西北边境的五原、代郡一带爆发,然后迅速传遍全国。当时的农民起义就如王莽所说,江湖海泽就像乱麻沸汤。其中,最重要的起义就是绿林、赤眉起义。公元17年,南方荆州地区闹饥荒,饥饿的农民就成群结队的到低洼的沼泽地中采集草根野菜充饥。有时,饥饿的人群为了争夺充饥的草根和野菜而发生摩擦,甚至是大规模的冲突。其间,新市人(今湖北京山)王匡、王凤逐渐建立起威信,被人们推荐为首领。他们在绿林山(今湖北当阳县东北)举起了反抗的旗帜。反抗旗帜一经举起,四面八方的人就如潮水一般涌上了绿林山,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的“绿林兵”。21年,王莽的荆州牧率领两万人马,浩浩荡荡前来剿灭绿林军,不幸的是,剿灭者反而被剿灭了。于是,绿林军士气大振,威名远播。22年,绿林山发生瘟疫,人死了一大半。为了获得生存,绿林军兵分两路,一路由王常、成丹率领,号称下江兵;另一路由王凤、王匡、马武率领,号称新市兵,转战别处。

  与此同时,北方山东地区也发生了较大规模的起义。公元18年,琅琊人樊崇自称“三老”,率领一百多贫苦农民起义,进入泰山一带。无以为生的饥民纷至沓来,在泰山地区迅速聚集了一万多人。由于樊崇的勇敢善战,徐宣、谢禄、杨音等领导的起义队伍都纷纷加入到他的队伍中,联合作战。22年,樊崇击杀王莽所遣大将景尚。愤怒的王莽又派大将军王匡、廉丹等率精兵十万之众前来剿灭起义军。为了与官军相区别,樊崇命起义军将眉毛染成红色,所以被称为赤眉军。赤眉军大败王莽军,王匡败走,廉丹被击杀,赤眉军人数迅速增至数十万。

  除了绿林军、赤眉军外,新朝大地上还有像“乱麻沸汤”一样成百上千支的大大小小的起义军。这些起义军的主力,大都是被暴政逼上梁山、无以为生的广大农民。他们没有自立政权的意愿,没有严密的组织,没有严明的纪律,没有起义的纲领,他们有的只是填饱肚子的愿望,只是“兵来将挡,水来土屯”的生存之道。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否定它的意义,西汉末年、新朝时期的农民大起义的作用依然是巨大的,起义军所到之处,剥削者受到审判,濒于死亡的灾民得到赈济。当然,起义的积极意义同样不能掩饰农民本身的阶级局限性,他们并不能真正解救自己,要么被镇压,要么成为改朝换代的工具。新朝时期的农民大起义,同样逃脱不了这个命运,它成为野心家、世家大族刘秀改朝换代的工具。

  刘秀兄弟二人是南阳的豪族地主,同时也是大商人。他们是汉高祖的九世孙,汉景帝的后裔。为了实现他们的政治野心,他们与新市、平林军合伙共举义旗。不过,他们也万万没有想到,平林军队伍里已经先于他们钻进了一个野心家,这就是刘玄。刘玄是刘秀的族兄,没落贵族。在他们的共同组织和领导下,起义队伍面貌焕然一新,战斗力和组织性大大加强,斗争目标更为明确。但是,他们的加入,也使起义队伍成分复杂化,农民起义性质复杂化。

  野心家与野心家碰头,必然展开一场争权夺利的殊死搏斗。有了一定基础的刘玄取得了暂时的胜利,232月,绿林军在南阳城外设坛场,立刘玄为皇帝,初建更始政权。

  包始政权建立后,刘玄一面派刘秀等人兴兵北伐,一面发布复兴刘氏江山的政治号召。

  绿林军的阵势吓坏了王莽,他一面故作镇定,把头发和胡须都染成黑色,显示自己老当益壮,表示自己完全有力量战胜“盗贼”;一面派王邑、王寻发各州郡精兵42万人,号称百万,围困昆阳(今河南叶县)。在这里,绿林军与王莽军展开了一场精彩的对决,上演了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役——昆阳大战,昆阳大战的胜利使指挥此役的刘秀一举成名,这成为他此后事业发展的起点。昆阳之战是决定性的战役。王莽的新朝也随着这次战争失败而完全崩溃。原来还在四处观望的各地豪强,包括王莽的许多官吏,纷纷起兵割据。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新朝就只剩下长安和洛阳这两座孤岛了。

  王莽的失败已成定局,而此时的更始政权中,却出现了分裂的局面。更始帝刘玄、新市平林诸将领和一部分南阳豪强嫉妒刘秀兄弟的威望,就以莫须有的罪名谋杀了刘秀的哥哥。

  此时,刘秀正在前线作战,听说哥哥被杀,心如刀绞,但是,他自知羽翼未丰,表现出异常的智力和忍耐力,迅速赶回宛(今河南南阳),向更始帝谢罪。不与其兄的旧属来往,不给其兄行丧礼,只说自己的罪过,却闭口不谈昆阳的战功。这样,刘秀就逃过了更始帝的铡刀。

  除掉刘秀的哥哥后,绿林军兵分两路讨伐王莽。王莽早已成了众叛亲离的孤家寡人,长安城很快被更始军队攻下,王莽被杀,新朝灭亡。更始政权随之迁居长安。然而,刘玄并没有远大的政治理想,没有治理天下的才能,只知享受优裕、奢侈的生活,不知经营新政权,整日享受腐化的生活,长眠于女人的温柔乡里。在娶了赵盟的女儿为夫人后,刘玄不分白天黑夜的与她宴饮于后宫,而把政事大权完全委托于赵盟。朝臣奏事时,赵盟就安排侍中坐在帷幕中假装刘玄与群臣说话。诸将领听出不是刘玄说话,非常不满意。另外,赵盟独断专权,枉杀无辜。有一次,他要杀死侍中,就连刘玄讲情都不能阻止。于是,朝中人人自危,不敢多说一句话。带兵在外的将官与土匪无异,他们四处烧杀掳掠,骚扰百姓,毫无军纪可言。

  这样的政权,这样的军队,自然不能长久。正在此时,赤眉军攻入关中。

  包始政权三年(25年),赤眉军两部合一,以刘盆子为皇帝,徐宣为丞相,樊崇为御史大夫,攻入长安,更始帝和另外一些官员投降。赤眉军进入长安之后,将领忙于论功行赏,士兵忙于抢劫长安内外的财物。一片忙忙碌碌的景象,却使百姓真真正正寒了心。他们终于明白,不能靠别人保卫自己,只能靠自己保卫自己。于是,百姓纷纷组织起来,进行自卫,抵制赤眉军。而赤眉军呢?他们已经养成了流寇作风,认为不能供给他们衣食的长安城一无是处,于是,一把火烧了宫室,重新踏上了流动作战的道路。但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刘秀已经为他们营筑好了坟墓。

  包始帝迁都洛阳之后,派刘秀到河北镇抚诸州郡。从此,刘秀开始经略河北,进而一步一步创建了自己独立的势力。22年,刘秀来到河北,巡行诸郡县,释放囚犯,废除王莽苛政,恢复汉朝官名,逐步树立了自己的威信。此后不久,刘秀消灭了王郎等河北的割据势力,统一河北,拥有军队数十万人。在河北站稳脚跟之后,刘秀就开始了统一天下、剿灭农民起义军的过程。25年,刘秀在洛阳称皇帝,建立东汉政权。东汉政权先后消灭了更始军、赤眉军等等农民军,然后又一一剪除了全国的割据势力,如东方张步、北方彭崇、西方隗嚣、西南公孙述等等,最终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

  西汉王朝得之于农民起义,又失之于农民起义。西汉初期,冶铁业、水利的迅速发展,使汉初的农耕生产水平得到了较大的提高,加之统治者采取无为而治的黄老之术,社会财富迅速增加。与此同时,豪强地主为了追求更大的利益,纷纷兼并土地,巧取豪夺,以致广大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成为流民或豪族的佣工。此时的社会矛盾已明显转化为地主与农民的矛盾,伴随这一矛盾而来的,是农民进一步失去人身自由,沦为奴婢,终于爆发了农民大起义。王莽虽认识到了这一问题,也力图励行改革,由于时代的局限,他的改革最终以失败告终,反而更加激化了社会矛盾。王莽之所以能够代汉自主,除了王莽利用西汉本身的社会矛盾之外,另一点就是西汉时期,谶纬大盛,一切归于天命,当时的王莽也算是名至实归。但此后的严刑峻法又导致了他的最终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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