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丽珠丨寓制衡于参用:元代基层州县官员的族群结构分析

发表于 讨论求助 2018-09-10 07:5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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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制衡於參用:

元代基層州縣官員的族群結構分析

洪麗珠

原台灣「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現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研究員

    至元二年(1264)元世祖下詔:


    以蒙古人充各路達魯花赤,漢人充總管,回回人充同知,永為定制。[1]


    定調路級地方政府用人的族群政策。廿八年(1291)又詔曰:


     路府州縣,除達魯花赤外,長官並宜選用漢人素有聲望,及勳臣故家,并


     儒吏出身,資品相應者,佐貳官遴選色目、漢人參用,庶期於政平訟理,


     民安盜息,而五事備矣。[2]


    族群任官的政策在征服江南多年之後擴及於大江南北的府州縣,但似乎官職與特定族群的對應限制,至少在路以下的單位已無法執行。「長官」之稱在元代史料中通常指達魯花赤;而總管、州縣尹則通稱為正官,不過這顯然並不固定,廿八年詔中的「長官」,相對於「除達魯花赤外」,所指應即為總管、尹等。無論如何,「永為定制」的模式,至少在府州縣可能面臨困難。故廿餘年之後,總管、令尹「宜」選用漢人;佐貳官「參用」色目、漢人。到了成宗大德三年(1299)詔:「福建州縣官類多色目、南人,命自今以漢人 參用」,似乎在州縣層級,族群任官的「制衡」色彩已經往「參用」的方向偏重。


       對於四等人制與用人政策,學界近年產生了一些反思,尤其四「等」人制開始受到檢討。例如舩田善之(FunadaYoshiyuki)指出,元朝的族群等級制是元史學界很習慣的研究角度,但是「色目」一辭的概念在整個元代可說模糊不清,某些官職由蒙古、色目人擔任,被視為是歧視漢人、南人的用人政策,但色目人在任官上不必然比漢人、南人高,據此認為「參用」才是族群用人制的本質,而非「歧視」或「制衡。換言之,色目與漢人、南人的任官差別是一種集團(Group)主義的用人方法罷了。[3]確實,元代史料中,參用一詞頗為常見,任官與族群對應的狀況除了蒙古人之外,色目與漢人並非一直有上與下的差別,元代法律上更找不到四等人制的明文規定。[4]應該思考的是,四「等」人或者四類人的存在,是否需要透過法律的明文規定?「參用」與「制衡」之間是否無法並存?又要如何區分?


    有些清楚呈現出「等差」感的史料還是很難忽視的,例如:


     一品子廕正五品;從 一品子廕從五品;正二品子廕正六品;挨次至七品。


     色目比漢兒人高一等定奪。欽此。[5]


除了廕制之外,官員子弟的入學規定亦有等差:


     今國子學弟子員有蒙古、色目、漢人之别,蒙古、色目宜在優崇,故牒而


     至者不限遠外,而蒙古之視色目尤優。[6]


再看元人怎麼討論這個問題。南人進士,官至翰林學士、與修三史的歐陽玄(1283-1357)在延祐二年(1315)開科考試時,曾如此對策:


     精銓選之本,在於嚴族屬之分以尊吾國人;略歲月之考以拔其才用。今之


     女真、河西明有著令而自混色目;北庭族屬鄰於近似而均視蒙古,乘堅驅


     良,並列通顯。蓋我國人天性渾厚,不自標榜…。[7]


    以上的資料說明,蒙古、色目乃至漢人之間並非區別不清,尤其是在任官、擢才方面的確有「等差」存在,歐陽玄的對策也顯示在當代人的認知裡,族群之間的區別「明有著令」,而「自混色目」則更證明色目較蒙古人以外的其他族群有較好的待遇。由此可見,或許族群之間的界限有時因為種種原因不免有模糊地帶,但四等人制、差別待遇,乃至族群用人制是制衡或參用,似應分開討論。事實上,不僅是女真等族會想自混色目,高麗人也曾上表「乞比色目」,[8]皆證明色目人與漢人之間的「差異」確實存在,否則這些高麗、女真也無須自尋煩惱。


        四「等」人是否可以視作一種制度,或有需要重新檢討之處,甚至可以考慮代以更為中性的詞彙,例如四團、四類等,但在任官與法律地位上,四「等」人還是比較能夠突顯特性的說法。個人以為,如果族群任官制會給予研究者不同甚至矛盾的印象,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可能是因為任官層級的問題,如同美國學者Elizabeth Endicott-West認為達魯花赤因為圓坐制度與缺乏直達天聽的管道,喪失大汗代理人的資格,職權已經從監印者、監視者轉化為真正的民政長管。[9]這恐怕是史料聚焦在州、縣層級的達魯花赤,如果觀察對象往上移動,路級的達魯花赤應是另外一番光景。確實,州、縣達魯花赤除了掌印之外,幾乎沒有異於同僚的特權,也擔當親自處理縣政的責任,例如與縣尹平行的進行驗屍工作,也會因民政失誤而受罰,已經脫離了純粹的監督者角色。[10]
       為了了解在第一線的官府中,四大族群的任官狀況,以及對應到元朝政治特色上,可能有何種意義。本文透過開放性的蒐集、統計與分析,呈現蒙古、色目、漢人、南人分別在北方與南方州、縣級官員中所佔比例。統計或許無法代表真實的面貌,但也是趨近歷史大勢與現場的一種方法。齊覺生曾經根據札奇斯欽的研究,從《元史》中統計縣達魯花赤的族群分布,其中漢族(合計漢人、南人)約佔21%、蒙古、色目各約33%,餘為種族不明者。[11]其分類係直接依照史料中的稱法,優點是不預設認識,直接呈現明初人編纂《元史》時的語彙,但如此一來,可能失去了分類的意義,也很難放到元代體制內討論,尤其是與任官不可分的四大類族群,例如女真、契丹被獨立出漢人之外、漢人與南人混計、高麗與尼波羅(尼泊爾)同列一類,在元代的政治環境中,這樣的數據意義很難定位。故此,本文還是採用傳統的四大族群分類法進行統計。
       除此之外,李治安的〈元代縣官研究〉一文,提供了縣級官府的建置、圓議連署、權力運作、官吏選用管理等面貌,也指出蒙古統治對於各地州縣官府帶來了運作方式、職權行駛與官員素質等方面的影響。[12]凡此,皆為本文之研究參考。


一、相關詞彙與制度的認識


       今人對於元代的制度認識,相對來說還是比較模糊,本文涉及的相關詞彙與制度的解釋恐怕不可少。


(一)政治上的「北方」與「南方」


       首先是南方與南人、北方與漢人在本文中的定義:南與北並非純粹地理上的意涵,而是一種政治界線;南人與漢人,也不是種族血緣上的分類。狹義來說,南方與南人指的是原來南宋治下的地區與人民,通常在元代即是江南三省(江浙、江西、湖廣);北方則主要是女真金朝的統治區域,並包含滅南宋之前即已征服的四川、大理國所在的雲南、還有設征東行省治理的高麗,而居住在這些區域的人群皆屬漢人(包含漢族、契丹、女真、靺鞨、高句麗、西南少數民族等)。簡言之,本文的南方是「南人」所屬之區;北方則是「漢人」所繫之域,皆屬狹義。目前為止,清楚界定元代政治地理上的「南」與「北」者,以錢大昕先生為主。他指出南人、漢人的區域以「宋、金疆域為斷」,只是在宋、金交界的河南江北行省劃分較為複雜:「河南省唯江北淮南諸路為南人」,[13]所謂江北淮南諸路包含:江北河南道(襄陽路、蘄州路與黃州路);淮西江北道(廬州路〔和州、無為州、六安州〕、安豐路〔濠州〕與安慶路);江北淮東道(揚州路〔真州、滁州、泰州、通州、崇明州〕、淮安路〔海州、泗州、安東州〕與高郵府);山南江北道(中興路、峽州路、安陸府、沔陽府、德安輔〔隨州〕與荊門州)。[14]蕭啟慶師進一步闡釋:大理國所在的雲南,以及宋、蒙戰爭區域的四川,因為征服較早,在元代鄉試應取人數之分配上,劃屬漢人區域。故所謂南方,包括江南三省(浙江、江西、湖廣)、河南江北行省南部(以淮河為界),其餘則皆視為北方區域,即漢人區域。[15]

元代漢人南人區域界線示意圖


(二)基層州縣


1. 縣級州  


       所謂的基層州縣官府,除縣之外,「州無屬縣,得親治民」,[16]元代有為數不少的州都是「無屬縣」而「親治民」。行省以下的官府有路、府、州、(司)、縣,路通常轄下皆有府、州、司、縣,是中層機關;府則一般兼領州、縣,分為少數的直隸府(直隸於省)與數量較多的屬府(隸屬於路的府),屬府通常只領縣,建置與路相近,惟府不依戶口分上、中、下。根據張金銑的研究,主要的大府都已升格為路,餘下的府無足輕重。[17]州對上的關係可分為直隸州(直隸於省)與屬州(隸屬於宣慰司、路、府);對下則有領縣或不領縣,不領縣的州通常是由縣升格,除了官員編制不同,功能與縣無異,相對於領縣之州,本文稱之為縣級州,亦可與縣統稱為基層州縣。根據筆者的統計,元代的縣級州在北方有123個(總州數247)、南方有59個(總州數115),[18]為數不少。


2. 錄事司


除了縣級州之外,錄事司亦屬基層官府。錄事司是元代特有的都市制度,管理的是路治所在的城市。對總管府(路)來說,錄事司的基本功能與所領的州、縣相近,只是官員名稱與品級有異,以鎮江路(江浙行省)為例,總管府所在倚廓縣丹徒城內就同時有縣治和錄事司兩個衙門。《元史》:「若城巿民少,則不置司,歸之倚郭縣」,[19]城市民少的定義是多少,史料上不是很清楚。錄事司分擔的是倚郭縣本應管理的城市居民,有錄事司的縣,縣尹就不過問城中事務。愛宕松男(OtagiMatsuo)曾經針對錄事司進行研究,指出元統元年進士錄所載都市出身者的籍貫,都以錄事司呈現,反映了在州縣制度中,「(都)市制」已經確立為一種等同於州、縣的行政建置。[20]設置錄事司主要目的是直接掌控賦稅的功能,蒙古人對於農業地區的土地稅模式並不熟悉,以戶口為單位,強化都市人口的控制,在財政掠奪的意義上,最容易達到需求,因都市正是戶口最集中的地方。[21]


3. 州、縣官府與官員的性質


       元代的州、縣根據性質可分為一般州縣與投下州縣,後者是元代分封制度下的州縣,建置與一般州縣相同,主要在達魯花赤是由投下主派任,故大多與州縣所屬的蒙古諸王、公主后妃、大小勳臣具有私屬關係。投下州、縣的達魯花赤派任,在忽必烈祖述變通的制度下,常常成為中央與分封諸王親貴對抗的權力場。[22]窩闊台時期,投下主可派任投下達魯花赤,但不預其餘有司官員。中統時期投下主甚至可推薦達魯花赤以外的官員,並在自己封地內的州縣任意遷調,惟禁止調至一般州縣。元仁宗(Āyurparibhadra,1311-1320在位)曾試圖干預投下達魯花赤的派任,但效果不彰。[23]有元一代,投下主大致上只享有所封地區的財賦,而不預一般行政,達魯花赤由投下主保舉,經中央政府任命的形式過程,但無論如何,投下州縣的達魯花赤,依然不是「正常」的朝廷命官,甚至可說是「官僚家產制」(bureaucratic-patrimonialism)的標準象徵。[24]故對於州縣達魯花赤族群比例的觀察,也應該奠基於這樣的認識之上。


       建國之初北方州、縣因為宋、金統治的差異以及蒙古征服戰爭的進程,官員的屬性頗為不同,以北方來說,軍事菁英中的大世侯直接轉換成路級長官,擁有行省、萬戶、兵馬都總管之稱,建立路級政府;中、小世侯則成為州、縣首長,擁有千戶、節度使、刺史、令、尹等官稱,建立州、縣政府。因此路、州、縣官員,除了漢式官僚制中的上級與下級之關係,知州、縣令常常是路、府大世侯的僮僕皂吏、私屬幕僚,具有公領域之外的主從關係。[25]雖然立國中原以及平定江南之後,州、縣的人事漸漸步向制度化,收歸中央,但州縣級官員與上級的路、府的關係,不免受到此種地方行政發展背景的影響,縣級官員的地位頗有卑賤化的趨勢。


(三)官員編制


1. 種類與編制


      元代地方官員一般可分為三大類:長官、佐貳官與首領官(胥吏之首),長官包含達各級魯花赤與總管、令尹、錄事。以路為例,長官是達魯花赤與總管,佐貳官有同知、治中、判官與推官。[26]達魯花赤是監治官,元人文集中常稱「長官」,亦有監郡之別稱;總管為管民官,常稱「正官」,兩位首長的品秩與俸祿等待遇相同。州亦設達魯花赤,與州尹同為長官,佐貳官有同知(只設於上州)、判官,下州判官要兼捕盜之事(類似縣主簿兼尉)。首領官則是吏員之長,又稱幕官,例如知事、吏目、提控案牘等,依照州的等級或有或刪減。[27]


       以縣為例,縣衙裡面的正規官、吏編制如下:

官員與首領官

學職(官)

胥吏與皁隸

達魯花赤

主簿

 

 

巡檢

典史

儒學教諭

醫學教諭

書院山長

書狀

承發

架閣

貼書

郵長

攢典

祇候

司獄

禁子



















◎此表據元俞希魯,《至順鎮江志》卷13、卷15-17所製。


灰格所示即為本文統計族群比例的官員,典史即為首領官,是吏員之長,尉在中、下縣通常與主簿合一,稱簿尉,單獨設尉的上縣,不僅有獨立的尉司,而且專職捕盜,來源與性質有其特殊性,故不列入計算。


        以下將本文涉及的縣級州、縣、錄事司的長官、佐貳官編制整理如下:(1)各級達魯花赤(Darughachi):別稱長官、監郡。


(2)縣級州(基層州):尹、同知(中、下州不設)、判官(下州兼管捕盜)。


(3)縣:尹、丞(中、下縣不設)、主簿(下縣簿、尉合一)。


(4)錄事司:錄事、判官(兼捕盜,兩千戶以下不設)。


    錄事司本有錄事、司候、判官各一員,設於路、府所在城市。至元廿年,增設錄事司達魯花赤一員,裁司候,判官則兼捕盜之事,若城巿民少,城中民戶就歸倚郭縣管理,不另外設司。杭州城曾經設立四個錄事司,後省為左、右兩司。上都與大都兩京城中則設警巡院取代錄事司的功能。[28]


2. 避籍問題


       歷代皆有地方官員避籍任官的制度,這一點或許也會成為南人、漢人比例統計上的潛在變因,必須特別說明。根據《元史.銓法.注官避籍》:「 至元五年(1268)議:『各路地里闊遠,若更避路,恐員闕有所礙,止宜斟酌避籍銓選』。」[29]亦即原則上雖有避籍規範,但是僅止於不在本籍的州、縣、司任官,實際上可能更為寬鬆,可以找到許多例子來證明元代的避籍制度基本上不太影響南方、北方這樣的區分統計,且限制僅止於路以下,最常見的是在本籍所屬路下其他州、縣任官,更有「隱性在籍」任官的問題。


       筆者所統計的一千餘縣官中,有遷轉資料者不在本籍州、縣、司任官是一種慣例,但未避籍的例子並不罕見,不光是在鼎革之際,也在承平之時。隨舉數例:至元時績溪人張希浚任祁門縣尹,同屬徽州路。[30]義烏人朱叔麒(1243-1313),以婺州路治中致仕,只避縣不避路。[31]長興州的朱文進(1242-1313)任德清尹,同屬湖州路。[32]延祐二年(1315)進士許晉孫(1288-1332)以建昌人授南城縣丞,建昌為路名,故許晉孫是以建昌路治所在的錄事司為籍,且總管府與錄事司都設在南城縣城之中,可說是「隱性」在籍任官。[33]延祐時的歙縣尹李維是鄰縣績溪人,到同路的倚廓縣任官。[34]至治間衢州路江山縣人徐仲甚至在本籍任縣尹。[35]至正時湖州路歸安縣沈夢麟任鄰縣武康尹。[36]陳仲貞先後任湖州路德清縣主簿與縣尹,而他是附近長興縣人;[37]陳君用為延平人,亦是錄事司籍而任同城之中的南平縣尹,也是「隱性在籍」。[38]至正八年(1348)進士葛元哲以金溪人薦授同縣尹。[39]建寧路松溪縣葉景仁至正十三年(1353)任鄰縣浦城縣尹。[40]余闕守安慶時,直接任用懷寧縣人陳道夫為尹。[41]


 以上例證顯示迴避本籍在執行上至多只在縣,而特別要注意的是,披著避籍的外衣卻任官於籍貫所在的同城縣衙之中,時有所見,這種現象也是元代錄事司制度不為人知的一個影響。


二、鎮江路與江南大區域的族群分析


(一)鎮江路縣官的族群比例


       就單一路的基層州縣官員族群成份統計結果,[42]與江南大區域互相比對。選擇鎮江路為對象的主要原因是史料,《至順鎮江志》雖只到元代中期,卻公認是元代最為完備的地方志,鎮江路所在屬於長江下游區域中的核心地區(Macroregional core),[43]不僅是產糧區,也是交通匯集要道,[44]透過鎮江路的統計,可一窺江南菁華地區的族群任官取向。


       鎮江路下有一司(丹徒縣城)、三縣(丹徒、丹陽、金壇,皆為中縣)。依照元代政治分期的慣例:「初期」為忽必烈朝(1260-1294);「中期」為成宗至文宗朝(1294-1333);「晚期」則為順帝朝(1333-1368)。[45]「族不詳」為無法確定為蒙古或色目;「貫不詳」則是籍貫不明,無法區別是漢人或南人。

1. 達魯花赤


       一司、三縣的達魯花赤不意外的以蒙古、色目人佔了絕大多數,比例極微的漢族(漢人、南人)皆為異代之際的特例。中期就完全見不到漢人、南人的蹤影。對照達魯花赤應由蒙古人出任的定制,色目人在達魯花赤的比例相當醒目,確定為蒙古人者,不到兩成,即使族不詳者都是蒙古人,色目人的比例也佔有絕對多數的七成。單從鎮江路所轄州縣達魯花赤的族群成分看,忽必烈定下的族群任官制並未實踐,最簡單的解釋可能是蒙古人的數量無法應付大量基層達魯花赤的需求,色目人則適時地填補。但此一解釋如果以「參用」的角度來看,就會產生為什麼漢人比例如此之低,為何只倚重色目的疑惑。數據顯示,漢人與南人絕對不是達魯花赤任用時的優先群體。


2. 縣尹、錄事


       錄事與縣尹無庸置疑是漢族的天下,在排除掉貫不詳的數據時,漢人比例是遠遠高過南人,應該注意的是,這些縣是在江南,理想中應該多用南人比較有助於接軌的治理,但事實卻是漢人遠過於南人,這顯然也不是元代寬鬆的避籍規範所造成的現象。另一方面,貫不詳的比例相當高,由於南人游宦狀況較多,設將貫不詳者與南人比例相疊,就會產生漢人與南人比例相當的結果,不過這是無法證實的假設。目前可確知的是漢人在鎮江路的一司、三縣的比例遠高於南人,但這個階段的數據因為貫不詳者太多,有較高的誤差率。整體而言,就定制來看,縣尹、錄事確實幾乎不用蒙古、色目,漢人雖高於南人,但是貫不詳者之多,使南人在鎮江路數據上的少數存在很大變因。


3. 主簿、錄判


       沒有任何蒙古人出任佐貳官,相較於錄事、縣尹,佐貳官的色目人數量又明顯提高。從任官層級來說,除了蒙古之外,色目、漢人、南人在此顯不太出「族群等級」的問題,較趨近於舩田善之所論,色目人任官上不必然比漢人、南人高階,比例上也構不成制衡色彩。[46]大德年間朝廷針對福建地區州縣官下令「以漢人參用」,[47]顯示基層官員的族群比例是受到中央關注的項目,也有特定管道上達朝廷,以便朝廷掌握並隨時修正。佐貳官的這群色目人是否算「參用」的結果,無法確定,但從色目、漢人、南人在佐貳官的比例差異不鉅,「參用」之說不無道理。


       有一個因素可能必須考慮,州縣佐貳官的主要來源之一是三、四品的中、高級官員子弟廕任的職位,這些色目人的背景不詳,很可能是官員子弟出身。再者,對照忽必烈的定制,路的佐貳官應任用色目人,州縣的佐貳官或許也盡量往這個方向趨近。值得關注的是,南人在佐貳官有更明顯的上升,但貫不詳的數量依然頗高。就鎮江路的數據來看,除達魯花赤外,頗現以漢人治南人的趨勢;南人則層級越低,任官比例越高,其中有一個很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學官、吏員的出職官以主簿居多,而學官與吏正是南人入仕最常見的管道。


(二)南方基層州縣官的族群比例


       以江南三省為核心的南方地區目前輯得基層州縣官員數量分別如下:


(1)達魯花赤:169人、183任次。


(2)州、縣尹、錄事:478人,610任次。[48]


(3)同知、州判、縣丞、主簿、錄事判官:281人、331任次。

1. 達魯花赤


       169人中唯一一位南人林純子,在宋末為華亭監鎮,因降城有功,授永春縣(應是本籍所在)達魯花赤。[49]個人以為,像林純子這種例子雖是非常時期之例,卻也顯示蒙古對於達魯花赤授官考量上的複雜性。[50]在南方較大區域所得數據顯示,蒙古、色目還是監邑江南的要角,族不詳的例子究竟如何分辨,是一個目前難以解決的問題,單純就命名習慣判斷,似乎以色目人居多,但是誤差性很高。目前看來,大區域的南方達魯花赤族群成分頗類同鎮江路,達魯花赤的任用除了蒙古之外,色目是優先選擇,漢人達魯花赤只佔不到4%。細究這些漢人達魯花赤的背景:耶律惟一應為契丹族。[51]劉忽里罕從名字判斷可能是女真人,亦可能是北方漢人。[52]曹忙古台、張蒙完得、徐忽都不花可能是採用蒙古名字的漢人,當然也不排除是採用漢姓的外族。[53]雖然對蒙古人來說,這些都是有姓、有籍的漢人,但是對南宋長期治理下的江南百姓而言,契丹、女真亦是非我族類。


       169人中有45位任職於投下州縣,其中包含幾位右榜進士出身者。例如偰直堅、[54]邁赫磨德、[55]鐸護倫(1302~?)、[56]道同、[57]袁州海牙、[58]馬合謀(?-1362),[59]馬合末(木),[60]大多是色目。值得注意的是,投下達魯花赤是投下主唯一被保障的任官權,雖需經保舉,再由中央同意而完成任命,但大汗一般不會駁回投下主的人選。這些進士出身者,是透過漢式官僚制選拔出來的人才,亦應是透過此制度授官,他們出任投下達魯花赤,究竟是代表投下主在任官權上的挫敗?還是因為兼有進士與投下主私屬的雙重身分?假如是後者,他們透過科舉考試取得任官資格的動力是什麼?個人以為,進士出任投下達魯花赤,或許有兩重值得注意的意義:一是象徵朝廷透過科舉制度侵奪投下地區官員任命權,二是漢式官僚制對蒙古原有體制的滲透。


2. 州尹、縣尹、錄事


       與鎮江路很相似的是,州縣尹、錄事沒有蒙古人,色目人的比例也極少,這些特例般的色目州縣官的背景大部分可考:例如唐兀人卜元吉為學官出身,曾任慶元路翁洲書院山長,後出職任慶元路錄事,是長期寓居四明地區的色目儒士。[61]剌馬丹為元統元年進士,授錄事司達魯花赤,再轉任縣尹,長年寓居金華。[62]坊蒙是由達魯花赤轉任知州,政績卓著,與漢族儒士為伍,顯然也是同類。[63]也就是說,這些極少數的色目州、縣尹、錄事,除了不是漢族之外,透過對儒文化的認同已是士人群體的一員,符合傳統上對牧民官的條件要求。


       值得注意的是,南人在這個層級上首度確定超越漢人,鎮江路的縣因為貫不詳的比例太高,數據的趨勢準確度較低,但是從大區域的南方比例來看,南人的任官確實在江南地區、州縣尹以下層級取得長足的進展,完全足以與漢人分庭抗禮。但是,換個角度思考,以南人為主體的江南,在基層的任官市場上,南人為主本應該是一種正常現象,無須訝異,反倒是漢人還佔有四成以上比例才值得注意,這種現象要說是「參用」抑或「制衡」?進一步與北方的基層州縣官族群比例對照,或許可以提供更清晰的圖像。


3. 同知、州判、縣丞、主簿、錄判


       南方佐貳官的比例,南人已遠遠超越漢人,遑論色目,真正取得倍數的差異。另外出現了少數蒙古佐貳官,看看他們的資料:啟德,只知道是蒙古人。[64]赫德爾是進士,仕宦早期遷轉於江南地方官府,最後官至江浙行省參政。[65]亦速歹(?~1365)亦為進士,任至新昌州同知,據說坐貧以死。[66]真寶先任主簿,後轉任投下縣達魯花赤,可能是由廕出身。[67]捏古思、阿臘鐵木兩人似乎也是廕任。[68]從這幾位的蒙古佐貳官的資料可以發現,無根腳的蒙古人,在任官的優勢上無法單靠國人身分就暢通無阻,透過進士取得任官資格可能就是根腳不顯。族不詳者依照命名習慣,或許是中亞出身的色目。總之,從州縣尹、錄事到佐貳官,數據上最明顯的現象是南人的比例一路上升,漢人則相對下降,最後僅剩22%。蒙古、色目則主要獨佔達魯花赤之職。突顯在基層州縣的任官競賽,南人競爭的對手是漢人。


(三)鎮江路與南方的對比


      鎮江路與南方的數據比對,或可更清楚的呈現鎮江路的代表性。

       先看達魯花赤(長官),如果排除掉右方比例極少的漢人、南人色塊,南方與鎮江路族不詳的部分,暫時大膽根據命名習慣推測為色目,很有趣的結果是兩者的蒙古、色目比例將幾乎趨近於相同,暗示著鎮江路的族群比例,多少代表著南方的縮影。另外,達魯花赤即使在較晚征服的前南宋地區,依然是蒙古、色目族群的禁臠,不僅是南人,漢人也幾乎被排除在外。研究地方行政的學者雖然認為達魯花赤的角色隨著時代發展,已經產生質變,趨近於民政功能,但是從族群的比例來看,依然具備強烈的特殊性,即使在蒙古人數無法應付的相對大量監縣官缺,非漢族還是被賦予優先性,從這一點看來,「等級」還是存在於色目與漢人。


       州、縣尹、錄事的統計結果,南方與一路的現象亦雷同,這一級的官職蒙古、色目都很罕見,而漢人所佔的比例則兩者幾乎一樣。只是鎮江路貫不詳的部份太高,如果暫且將貫不詳者納入南人的色塊,那麼將使正官的數據結果導向鎮江路成為整個江南的縮小版。總之,兩者數據同時證明,漢人在南方正官的比例上,明確地一直佔據著四成上下,也間接證明南方的州縣尹一職上的南人比例,有較大幅度的進展,取得過半的比例是顯而易見的。


       最後,佐貳官的部份,蒙古人幾乎不見,只有一成上下的色目。鎮江路的漢人、南人比例,同樣因為貫不詳數據太高,原本難以呈現數據意義,但是透過與南方地區的統計比對,可以間接佐證南人比例又有更進一步的提升,也暗示著鎮江路那些貫不詳者,是南人的可能性不低。簡言之,至少在南方,層級越低,南人的任官機會愈高,這種論點的導出或許並不令人驚訝,但是在此之前,說法就僅僅是說法。


       至此,可能必須提出一個問題,南方基層州縣的官員,漢人(北方)始終佔據著不低的比例,至少都在三到四成,這種現象的意義何在?如果是避籍的影響,那麼北方的州縣應該也要出現特定比例的南人,更有甚者,同時考慮到南方(江南三省)幾乎集中了元朝總戶口的八成,[69]那麼漢人在南方基層州縣任官比例即使是三成,都顯得過度的高了,理論上,全國各地的州縣至少得皆由南人縣尹取得比例上的明顯勝利才「正常」。故而,漢人能在南方州縣穩固維持三到四成的任官比例,意義上恐怕很難排除制衡的考量。


三、北方基層州縣的族群比例


       本節將進一步把北方與南方兩大區域的統計結果並列比較,一方面呈現北方的族群任官狀況,一方面可以討論南、北數據差異的意義。


(一)達魯花赤


    北方總共輯得108位,其中唐兀氏闊闊出歷仕三個縣級州(武州、建州、利州),[70]共計為110任次,其中80任屬於投下州、縣,可見北方投下地區分布之密。統計結果如下:

       單看108個達魯花赤,沒有南人,這可預料的現象。意外的是北方州縣的蒙古人達魯花赤數量出奇的少,甚至低於漢人,或許這與族不詳的比例很高有關,誤差仍大,而色目的比例大約四成,姑且不論族不詳者是否為色目,即使都是蒙古,北方的長官顯然還是頗為依賴色目人,而不是相對多數的漢人。漢人達魯花赤的例子集中於征服南宋以前,例如耶律淵、[71]李世和、[72]線曲律不花、[73]斡勒天祐、[74]何抄爾赤、[75]兒念四。[76]這六人任職時間都在元初,其中四任為投下達魯花赤,並且為契丹、女真等廣義漢人,還有一點巧合之處,這些達魯花赤所任職的州縣多為拖雷家族封地。拖雷家族與漢地、漢人的關係發展較早,即使是中期唯一的漢人寧從周亦是任職拖雷家族的投下區。[77]到了中後期,已不見漢人蹤影,顯示此一象徵征服王朝特性的官職,雖然無法貫徹任用蒙古人,但從數據上看,頗為堅守排漢原則。美國學者Elizabeth Endicott-West指出,在嶺北與蒙古本部都沒有設置達魯花赤,顯然此一體制是為了蒙古本部之外的區域而設。[78]


(二)州、縣尹、錄事


        任職北方縣級官府的正官共收集得到388人,任次為443任。

       北方正官的數據相當單純,無蒙古人,只有兩任色目,分別為玉律徒與廉答失蠻,玉律徒曾由管州儒學教授岳傑為其撰寫「德政記」,云其出身「高唐族宗」,在管州任內修學育才、勸課農桑、斷案如神,政績卓著。[79]廉答失蠻則為落籍中山府之色目儒士,據《武鄉縣志》云:「(廉)答失蠻,中山人。中書左丞嫡孫也。久客江淮,得南儒性理之學,至正初由監生擢武鄉令,居官立身皆本平日所學,且能扶弱鋤強,有不茹不吐之風,邑民思之,建遺愛碑於儀門外,入名宦。」[80]


       確定的是,漢人幾乎可說獨佔北方地區的正官。南人北仕的例子目前只有11人、14任次,比例極微。初期有劉瑄為河南廬州路人,屬邊緣性「南人」。[81]薛文曜以丹陽人任職於陜西奉元路,根據當時情勢,極有可能與安西王府有私人關係。[82]中期有撫州王方貴為學官出身。[83]桐城人劉讓為進士。[84]後期有安慶人馮三奇、[85]虞執中(兩任)、[86]撫州劉傑、[87]平江路俞焯,皆為進士。[88]元末建寧路雷燧亦為進士,出身科第世家。[89]臨江路簡正理由吏出身(三任)、[90]鎮江蘇霖為書法名家。[91]其中確定為南人北仕者為10人,6人為進士,整體比例上南人北仕約佔3%,集中於中後期,尤其是進士出身者。南士參與科舉因為族群與區域配額的雙重影響,北游或冒籍者是為人熟知的現象,南人葉子奇曾提到,在大都求仕者(南人),北人目為「臘雞」,是常被取笑的話題,[92]但目前為止,無法評估冒籍問題對於數據的影響。單就統計結果來看,對照上一節所述,漢人以佔全國戶口的一成,卻在南方州縣始終穩居三到四成的正官、佐貳官比例,而北方州縣中,佔全國九成戶口的南人,卻僅僅在特定的身分或特定的時期之下,佔有正官微乎其微的3%比例,這種極度的不對稱,導出的趨勢是江南州縣正官對漢人的門是敞開的,而北方州縣的正官對南人的門幾乎是封閉的。


       制度上我們看不到是否限制南人在北方州縣任官,但從基層的官府出現此種懸殊的比例結果,可以證明南人仕北的難度超乎想像,即使是基層州縣的任官機會,對漢人相對地極度優待,對南人則非常嚴酷,比起漢人的遍仕南、北,無怪乎有「南人無奈北風寒」之感。[93]


(三)佐貳官


       北方的佐貳官共輯得101人、124任次,南人依然只維持在渺小的3%,漢人略有下降,但並未像在南方一樣,由南人的色塊補上,而是由色目人填補了漢人略微下降的比例。

       佐貳官的漢人為85%,這毋庸說明,依然是壓倒性的比例,有少部分色目人的情況,也與江南、鎮江路的統計結果相近,有資料可稽的色目佐貳官主要由廕、儒士、科舉出身,例如馬祖謙為著名色目士大夫馬祖常之弟,由國子生中試授官,後升任達魯花赤。[94]廉惠山海牙為進士出身,具有大根腳與科舉雙重背景,由州同知後升遷相當順遂。[95]師孛羅亦為進士,父親仕至路總管,如果不由科舉,應也可由廕入仕,但其仕宦狀況不明。[96]苫思丁背景不詳。[97]丑閭為進士(1305~?)。[98]孫徹徹篤為中書省掾出職,後任縣級州同知。[99]埜仙只知為唐兀氏,其餘不詳。[100]七名色目佐貳官有四人為進士。唯一的蒙古佐貳官為囊加歹,進士出身,顯然是無根腳的蒙古人,任官並不順遂。[101]


       對比北方與南方的數據,排除蒙古、色目變動不大的數字,在各自的區域內,漢人佐貳官佔北方的85%、南人佐貳官佔南方的62%;交叉比對來看,南人佔北方州縣佐貳官的3%、漢人佔南方州縣佐貳官的22%,同時不能忘記的是南、北戶口比例是懸殊的9:1。如果把正官和佐貳官一起平均,北方州縣漢人約佔90%;南人3%,南方州縣漢人穩居3-4成;南人大約5-6成。


       從這樣的統計結果來看,可以初步得到以下的論點:無論是基層州縣的正官或佐貳官,南人要在北方任職的機會極低、難度極高。同時,從這個角度來看,北方的漢人比起元朝以前的任何一個朝代,至少在州縣層級的任官機會上,都享有巨大的優待。


       如果把基層州縣的密度納入考慮,會更清楚這種數字背後存在多麼尖銳的不均。北方因分封的背景,縣級官府的相對密度之高可說空前,[102]舉例來說,懷慶路(屬中書省、下路)有5個縣級官府,管轄總戶數僅有3萬4千餘戶,江南的鎮江路有11萬餘戶,設置的州縣只有4個,其中包含一個錄事司,亦即北方一個下路的州縣數量,高過南方一個中路,治理上的人口負擔差異就更不用說了。[103]真定路(中書省、上路)的例子更醒目,戶數有13萬餘戶,是北方的劇路,也只比鎮江路略多,下轄的州縣卻總共設有31個,尚不包含轄縣之州,是鎮江路的七、八倍以上,這同時也代表著官員員額的數量。亦即,北方有相對龐大的基層州、縣正官、佐貳官員缺,南人可望而不可及,即便被限制在江南地區任官,還要與漢人分享市場,遑論元朝有八成以上的戶口集中在江南三省,顯示南人即使在基層州縣,任官競爭的壓力沈重無比。
       簡言之,在州縣層級,南人的任官不僅是被侷限在江南,且官缺遠低於北方;人口又高度集中,除了任官的單向地理限制之外,任官機會的狹窄程度遠比制度上可以看到的要嚴苛得多。


四、結語


       達魯花赤方面:不管是元朝初期、中期或晚期,族群結構變動不大,以色目人為主,蒙古人為輔,說明了忽必烈立下的族群用人定制在路以下無法執行,由色目取代了蒙古人應該擔任的官職。再者,不分南北,即使是漢人也難預此官,顯示達魯花赤所代表的政治特性從未有根本性的改變。值得注意的是中、晚期在投下州縣出現了一些進士達魯花赤,可能的意義有二:一是象徵朝廷透過科舉制度侵奪投下地區官員任命權,二是漢族官僚制文化滲透投下地區的進展。這是目前從州縣達魯花赤的資料上觀察到的「變奏」。


       州、縣尹、錄事方面:不分南、北,反轉為漢族(漢人、南人)的天下,北方州縣由漢人獨佔,南方則漢人、南人分享,但南人比例首次超越漢人。從避籍的制度規定與諸多不避籍的實例來看,南人不預北方州縣的現象完全與避籍無關,推測是制度上所看不到的「單向地理任官限制」所致。而把已經入仕的南人大量的侷限在江南的基層州縣中任官,並且格於循資遷轉,導致常態性的輾轉鄰近州縣,這對蒙元政府掌控與治理江南,究竟是利大於弊?還是弊大於利?還有待估量。


       州判、縣丞、主簿、錄判方面:北方州縣依然是漢人獨霸,加強了「單向地理任官限制」的論點。另一方面也顯示在州縣佐貳官層級,完全脫離了忽必烈設定的族群用人制(無論是參用或制衡)的構想。在江南三省,南人的比例不僅超越漢人,而且明顯地往上提昇。可以這樣說,在州、縣層級的任官上,南人的競爭對手一直是漢人,與蒙古、色目無涉。而由此也可以說明,「等級」恐怕還是存在的,參用是在有限的框度中展現,從大局來看,制衡還是最終的目的。(限于篇幅,参考文献略)

来源:《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No. 62 – January 2016

投稿:minzushi@yeah.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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